费滋杰罗（Fitzgerald）的经典名著The Great Gatsby，先后改编为电影好几次，最新的一出由Leonardo主演，等了好久终于放映了。在香港，电影的中译名是《大亨小传》，不是什么《大哉盖世比》《了不起的盖茨比》，叫人看了舒服。

《大亨小传》这个译法，其实是根据高克毅（笔名乔志高）的名译而来的。The Great Gatsby这本书，在两岸三地先后有好几个译本，如王润华的《大哉盖世比》、朱淑慎的《永恒之恋》、范岳的《大人物盖茨比》等等，但是相较起来，这些译名总不如高译的《大亨小传》贴切传神。不论是一出戏、一本书，名字取得好，自然会引人注目，反之，内容再精彩，也很难让观众或读者兴起观赏或阅读的念头。譬如，把电影The English Patient译成《英国病人》（大陆），或《别问我是谁》（香港）；又如，把海明威的名著A Farewell to Arms翻译成《永别了，武器》（大陆），或《战地春梦》（香港），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高克毅先生翻译The Great Gatsby，以妙名配妙译，背后的因由到底如何？1996年，我跟黄国彬合编出版了一本书《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说到名家，当然少不得要打高先生的主意。在殷勤邀约下，一篇翻译史上重要的文献产生了，那就是《〈大亨〉和我——一本翻译小说的故事》。高先生在篇首提到，他翻译的其他两部文学作品——奥尼尔的《长夜漫漫路迢迢》和伍尔夫的《天使，望故乡》——都曾写过“译后语”，唯独翻译这本最脍炙人口的名著《大亨小传》却从未谈过其中的前因后果，因此趁此机会动笔撰文，了却“一桩心事”。多年后重读鸿篇，深感好文章往往都是要逼出来的，当年编书时蒙受高先生惠赐大作，得来非易。其实，我和黄国彬编的这本书，早在1994年就开始邀稿，那年9月21日将近午夜时分，高先生寄来一封传真：“正在努力put the finishing touches on《大亨和我》（为你那本尚未定名的《金黄文集》），除修订外，连footnotes添了7页稿子，明天以快邮寄奉……。”事隔一年，由于出版社三联迟迟未能将书付梓，高先生于1995年8月8日来函：“我把《大亨和我》的稿子找出来重读一遍。一年未见的文字，自己看了，发现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幸亏尚未发表，需要修改一番才能用。这几天我正在努力作这项工夫。大致原稿的前半没有改动，后半则除词句不妥的地方之外，有一些段落都要重新编排，并加以增删。”凡事都要求完美的大师深怕全书已经排好，希望我们把初校稿寄上，让他在校样上修改。“对不起，这样麻烦你。”彬彬绅士在信尾不忘礼仪周周地加上一句。

在这篇重要的文章中，高先生首先提到了译名的来龙去脉。他说这名字是好友宋淇于一篇讨论美国现代文学的文章中用过的，他之所以沿用此名，因为《大亨小传》令人联想起《阿Q正传》，而两个故事同样“蕴藏着民族的‘essence’……美国文人笔下，随时随地都会提到盖茨比的典范，或引用书中某一句话作为教训，就像中国人动不动就贬自己的‘阿Q精神’一样”。接着，他又谈到自己跟原著的深厚渊源。高先生1912年生于美国密歇根州，三岁回国，幼年时接受中国传统教育，跟塾师学习四书五经。及长，于燕京大学毕业后返美，先后攻读密苏里大学新闻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后久居纽约、旧金山、华盛顿等地，为中英双绝的翻译家、散文家、名编辑。他在文章里提到，《大亨小传》书中描绘的时代背景，他都耳熟能详；书中的流行歌曲，他能哼上几句；书中的场景，他也身历其境，甚至曾经在“抗战胜利那年陪女友（就是后来我的太太）并肩坐敞篷马车在‘中央公园’里慢慢地兜圈子”。译者跟原著结上的这种书缘，可遇而不可求，因此连高先生自己都说：“翻译一本小说有这一类的‘准备’，怎么能期望一般中文译者都办得呢？”

高先生跟《大亨小传》的确有不解之缘，据他记忆所及，初中时看过Gatsby初次改编为默片银幕的剧照；1949年第二次该书重拍为有声黑白片，影片上演时，高先生还陪了正好访美的老舍一起去看戏；1974年高先生在中大客座，新版彩色电影在香港上演，高先生又同宋淇伉俪去观赏，但看了这部由英国人导演的电影后，深谙原著神髓的译者却感到“忽忽若有所失”。假如高先生如今仍然在世，看了由澳洲人执导的最新版《大亨小传》，不知又会作何感想？

曾经在访谈录《冬园里的五月花》中问过高先生，他翻译的三部名著之间有何异同？原来除了对《大亨小传》情有独钟，高先生翻译其他两本作品也带有浓浓的情意，因为书中讲到兄弟之爱，手足深情，跟他自身的经历十分相像。他说：“翻译工作不是创作，是一种解脱……所以我做翻译，来介绍原作，有如报道新闻，同时自己从这上面得到解脱、安慰。因为这种动机，有时译来比较深入。”高先生的译作不是以量胜，而是以质胜。他的三部译品都是倾注了生命力来完成的，这跟坊间率尔操觚、粗制滥造的译作，岂可同日而语。因为这个缘故，私底下常为中国大陆一般读者尚未有缘欣赏高先生的名译而感到惋惜。两年多以前，南京译林出版社前社长李景端转来一信，原来有家出版社有意在大陆出版高先生的《大亨小传》，不知如何联络他的后人，央我从中转介。能够让大陆读者有机会拜读传世佳译，并为最敬爱的高先生尽点心意，当然义不容辞，于是就悉心投入，立意促成此事。在居中联系、书信往返的时刻，我认为出版社既然属意高译，就应该把高先生的三本名译一并出版，结果，经多次协商，得以成事。

也在差不多同一时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刘瑞琳为出版林青霞处女作《窗里窗外》一事来港洽谈。跟刘见面相交之后，觉得她有承担、有理想，当下心忖除了译作之外，如果高先生讨论美语的多本著作亦能在中国大陆出版，广师应是可予托付的合适机构。于是，一方面向刘总推荐高先生的著作，一方面向高先生的公子介绍广西师大出版社的种种。最后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决定尽快把高先生的《美语新诠》在中国大陆发行推广。

原先的如意算盘是希望两家出版社同时在去年五月出版译作和著作，为高先生百年冥诞志庆，结果事与愿违，苦盼经年，望穿秋水，既不见译作也不见著作面世。几个月前，蓦然惊觉，高先生的诞辰将至，而书讯杳然，难道当初期盼的一片灿烂春光，已变成一场淅沥春雨；一串耀目珠链，已化为散落碎片？正牵挂中，得悉高先生的《大亨小传》已经在大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当初联系的出版社却率先出版了《天使，望故乡》（新星出版社）。能够看到高先生的两部名译先后上市，的确令人高兴。六月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两部《美语新诠》：第一册为《海外喷饭录》，第二册为《谋杀英文》，书装帧编排得十分典雅精致，爱美的高先生如果天上有知，当感欣慰。目前大陆众多学子都想学好英语，尤其是美语，如果同时又想涉猎美国的历史文化、政治社会、文学艺术、风土人情，这两本书深入浅出，字字珠玑，应该是最佳的指路明灯。

两三年来为高先生书籍出版事跟其公子高有德时通音讯。高公子儒雅谦逊一如其父，曾表示书出版后会将所有版税一律捐作助学或慈善用途。他在最近的电邮中告知，国内又有另一家知名出版社有意出版由高先生英译的胡适《四十自述》。其实，从最近出版的译作著作，到前些年北大出版的《最新通俗美语词典》，高先生的美文佳译和词典，就如灿烂的“五月花”（高先生出生于五月，最后的寓所是美国佛州的“五月花”），已经在神州大陆遍地绽放了。

今年七月正好是高夫人梅卿辞世十周年纪念。高夫人与高先生是公认的神仙眷属，两人自中央公园乘坐马车把臂同游，到共偕连理，须臾不离，相依相守数十载。2003年高夫人去世，高先生自此哀伤落寞，但仍然笔耕不辍，勤恳如故。他曾经告诉我，这一辈子折冲往返于中美文化之间，种种经历，“一言难尽”，因此要用中英双语，方能尽道毕生的故事。1999年5月，曾经赴美探访高氏伉俪，高先生驾车载客遨游，高夫人在旁轻轻叮咛：“乔其，勿要开得脱快！”如今伉俪二人在天上共聚，夫人看到夫婿的著译在神州遍地绽放，会不会也用吴侬软语嘉许一句：“乔其，侬蛮来是！”  

*该文写成后，曾在《北京青年报》7月19日D8版刊登删节版，现本刊予以全文刊载，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