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的文学翻译组经四重甄选，终于评出了冠、亚、季军。这一组由于前两届皆冠军从缺，因此更显得引人注目。
本届翻译组的原文共有四题，每一题风格不同，译来各有难处，有的考理解能力，有的考表达功夫，若以后者论，最能表现译者文采的，恐怕莫过于第三题Samuel Johnson所撰的Pope一文。这段文字是由诗人兼散文家、翻译家余光中教授所选的。众所周知，Johnson是十八世纪文学名家，由他所撰的文学评论当然是文情并茂，才学兼备的。这一段文字，典雅富丽、洗炼雄浑，其中对仗工整的排比句极多，参赛者若非早有国学根基，恐怕是译不出原文的精髓与韵味的。
何谓对仗工整?那是一种炼字、炼句的语言技巧，作者写作时若刻意使用parallel structure，译者翻译时就应该悉心揣摩，尽量仿效。以Johnson的文字为例，且看下面这一段：
The style of Dryden is capricious and varied, that of Pope is cautious and uniform; Dryden obeys the motions of his own mind, Pope constrains his mind to his own rules of composition. Dryden is sometimes vehement and rapid; Pope is always smooth, uniform, and gentle. Dryden’s page is a natural field, rising into inequalities, and diversified, by the varied exuberance of abundant vegetation; Pope’s is a velvet lawn, shaven by the scythe, and leveled by the roller.
大多参赛者尽管前两个题目以白话文译得错落有致，至此亦语调一转，有意识地运用不同翻译策略，以不少四字成语或四字结构来翻译，这是可喜的现象。
参赛作品中有不少佳句，如“就文风而论，德莱顿变化多端，不拘一格；蒲柏则小心谨慎，格调统一。德莱顿信马由缰，蒲柏中规中矩……”，“德莱顿的文风变化多姿，蒲柏的文风严谨一致；前者天马行空，心随意走，后者则侧重章法，以囿其心……”等等。大部分得奖者皆善于运用四字成语及四字结构，在我国古典文学的宝藏中，撷采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从而使译文显得精练简约、鲜活灵动。这就使我对不少人认为文言文陈腐守旧、不合时宜，因而多学无用的说法引起一些反思。
近日与白先勇教授谈天时，大家都认为，目前两岸三地的年轻人对经典文学，不论中英，都看得太少。翻译恰似一座长桥，倘若代表两种语文的桥墩不够扎实，奔波往返于两岸之间的译者，又如何能负起传递信息、交流文化的重任？
余光中教授论翻译，曾有一段名言，他说：“在白话文的译文里，正如在白话文的创作里一样，遇到紧张关头，需要非常句法、压缩字词、工整对仗等等，则用文言来加强、扭紧、调配，当更具功效。这种白以为常、文以应变的综合语法，我自己在诗和散文的创作里行之已久，而在翻译时也随机运用，以求逼近原文之老练浑成。”
“白以为常，文以应变”，这句话说得十分有道理。试想想，假如在创作或翻译时，我们只知道以欧化语、舶来品充场面，而不懂得运用千百年来含蕴丰富的文化遗产，不啻把自家的宝物抛出去，把别人的垃圾捡进来。这一进一出、一弃一用之间，所谓的现代汉语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知不觉间显得苍白无力、面目可憎了。译文体之所以肆虐为患，其实是由于许多死译劣译充斥坊间直接造成的。
“白以为常，文以应变”是一项原则，真要实行起来，若没有一些国学根柢，也并非易事。学生翻译时，时常不知文白调配与文白夹杂的分别。调配得当，固然可“水乳交融”，夹杂失当，却显得“水火不容”。再以上述的例子为例，能善用文、白综合语法的译者，译来老练浑成：“观德莱顿之一页，犹如田野一方，高低错落，自然天成，其花草树木，郁郁葱葱，更使其姿态万千。蒲柏之则似碧草一坪，柔如鹅绒，其平整有序，刀割磙压。”不善用综合语法的译者，则译成：“德莱顿的作品是一片天然的土地……而蒲柏的作品就像一片刚被镰刀割齐又被碾轧机轧平了的天鹅绒一般的草地。”后者译文中“被被不绝”、“的的不休”的长句，完全是因为翻译时受外文语法操控，亦步亦趋所致。为什么不尝试摆脱牵制，向母语求援呢？
这一篇原文的参赛作品之中，还有不少善用文言语法的精句，例如“Of genius， ... the superiority must， with some hesitation， be allowed to Dryden”，译为“以天赋论，虽断之不无犹豫，必谓德莱顿更胜一筹”，又如将“extorted by domestic necessity”译为“鬻文养家”等，一般功力稍浅的译者，是无法企及的。
话虽如此，很多名翻译家却认为四字成语或四字结构不宜多用，否则不但会将原文的细微之处抹杀，且易流于陈腔滥调，失去语言的新鲜感。已故名译家冯亦代在《一九九五年翻译界的一场大辩论》一文中，就曾经说过，“就‘四字成语’这一条，笔者就持相反的看法，认为译文应尽量少用为好。用多了，文字易显呆板，流于油滑……。”冯氏又称：“如果今天我们的语言中还有四字结构，那是一部分被现代普通话所吸收了的，不能再说是‘四字结构’的遗物。在翻译中偶有四字结构的出现，那是现代普通话所吸收的，而不是原封不动的四字结构。……凡事不能绝对化，我们在一些译文中运用一些四字结构，但不能说用了四字结构就是好的译文。”我相信亦代先生此处是指一些四字成语用来不得其法的情况。的确，用成语，有时可能不够精确，例如“out of the blue”不能一概译成“晴天霹雳”，因为原文是个习惯语，含意中性，没有好坏之分，只指“出乎意料”而已，中文里的“晴天霹雳”则绝非妙事。成语有时也用得不够恰当，名译家蔡思果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有关译文中如何运用成语的文章，提到凡是涉及文化差异的成语如“东施效颦”、“东山再起”等，不宜多用。又有时学生喜欢窜改成语或四字结构，如将“烈日当空”改为“白日当空”，或在“蓝天碧云”前加两字为“美丽蓝天碧云”，“青山绿水”后加两字为“青山绿水之至”等。这些做法多不可取。但严格来说，四字成语并不等同于四字结构，前者是特定语，后者是语法结构。翻译时四字成语或许不宜多用，但四字结构又当别论，我认为还是“白以为常，文以应变”的原则较为实用中肯。
作者简介：金圣华，香港崇基学院英文系毕业，美国华盛顿大学硕士，法国巴黎大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讲座教授，中文大学校董，香港翻译学会会长，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及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客座教授。编撰著作多本，如《桥畔闲眺》、《傅雷与他的世界》、《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春来第一燕》等；翻译出版多部文学作品，如麦克勒斯的《小酒馆的悲歌》、康拉德的《海隅逐客》以及傅雷英法文书信译等，并为《翻译学报》创刊主编、《外文中译研究与探讨》及《翻译教学研究会论文集》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