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悲剧

文/詹妮弗·华莱士 译/商裴裴

舞台上，悲剧持续的时间有限。主人公遭遇两难境地，继而做出抉择，随即惨剧接踵而来。麦克白在杀死邓肯国王的那一刻，就遭到了诅咒——在烂醉的门房口中，麦克白的城堡俨然人间地狱。当晚异象频现，比如，马匹之间同类相食，一场混乱呼之欲出。这部苏格兰剧情节发展迅速，麦克白夫妇巴不得时间过得快点，他们“加紧”行动，感觉“未来近在咫尺”，甘愿“搭上来世”。伴随着三个巫师的预言一一实现，结局倏然而至，这一安排干净利落，令人叹为观止。

但是，环境灾难引发的悲剧要漫长得多。珊瑚礁白化，北极冰块消融变小，全球范围内极度的干旱与洪水肆虐，凡此种种，都拜前人决定所赐，但这不是全部，它们还预示着更多悲剧还在后头。

碳排放会导致气温上升，不过这其中存在一个时间差：四十年前的碳排放让现在全球平均温度较四十年前上升了一度；现在大气中的碳含量水平约为百万分之四百一十二，且还在不断上升，这足以使气温在本世纪中叶上升两度。

这一温度上升轨迹也因所谓的气候变化反馈环复杂化了。地球温度一旦提高两度以上，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就会受到影响，非但不再吸收，反倒开始释放二氧化碳（此谓气候变化反馈环），进而导致温度进一步上升。

气候变化引发的悲剧故事比剧场里的悲剧情节漫长得多。因与果，罪与罚，个中联系非短时间见分晓。这和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如出一辙。埃斯库罗斯的剧里，普罗米修斯被钉在岩石上，他知道，未来几个世纪里，他的敌人宙斯会因他的反抗被推翻。普罗米修斯透过眼前种种蛛丝马迹，预见到宙斯下台的原因，却不愿泄露这个秘密。因此，宙斯和普罗米修斯不变的命运终归不过是取决于普罗米修斯的意愿，以及他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做法。

我们对自己说，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不是我们的，还是留给后人担心去吧。但若把气候变化看作悲剧故事，和埃斯库罗斯，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一般，能够阅读，可以理解，那我们或许可以换种方式来思考时间、命运和个人的责任。

悲剧情节往往围绕主人公做出错误决定的那一刻展开。麦克白弑君；俄狄浦斯弑父；普罗米斯修从众神手中盗走火种。这些决定多少受命运左右，但同时，他们也都有自由的意志，都心甘情愿地踏上了自己选择的道路。埃斯库罗斯的《奥瑞斯忒亚》中，阿伽门农主动套上“命运的枷锁”，自由意志和命运合而为一。普罗米修斯则任意施展自己的自由意志和反抗能力，不可自拔。这些悲剧故事把个人和世界联系在了一起；也把我们每个人每一个不起眼的选择，和它们所引发的不可避免的后果联系在了一起。

罗伊·斯克兰顿，退伍军人，作家，在他看来，我们别无选择，唯有视生活为一场悲剧，接纳它，听之任之。“我们可以学着把每一天都看作是过去一切的末日，从而在面对当下的问题时，无牵无挂，无忧无虑。”

然而，看待气候危机问题，我们还有别的思路。在时间、地点和命运这些强大的非人为力量面前，埃斯库罗斯并不避讳提及人类力量的微弱。但在他的戏剧世界里，依然为偶然事件，人类的反抗和责任都留有一席之地。不论是欺骗自己，还是勇担己任，都令人难以琢磨，唯有每个角色都知晓并认可这些行为，剧情才能有所发展。

我们并非“无牵无挂”，不可置身事外。相反，我们见证悲剧的发生，藉此让自己与那些“缓慢挪动的冰山”，与那些揭示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种种迹象，与自己的行动力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