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悲剧

文/珍妮弗·华莱士 译/王广州

舞台上的悲剧发展总是太快：主人公面对两难困境，做出抉择，继而产生可怕的后果。麦克白刚刚杀了国王邓肯，诅咒就应验了——醉酒的守门人把他家的城堡称作地狱，当晚还出现一些怪异的骚乱现象，比如骏马相食之类的。这出苏格兰大戏的情节发展得实在太快了，麦克白夫妇从速从急，刺杀君王要“快”，还感觉到“未来瞬息即至”，甚或是情愿“不顾来世”。三位女巫的预言一一成真，这出戏疾急收了尾，干净利落。

但是，环境灾难发展成悲剧，要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珊瑚礁白化，北极冰盖消融，世界范围内发生极端旱涝灾害，这就是人类决断失误的迹象和征兆，其全部后果尚且感受不到。

碳排放与气温上升之间存在时间间隔：全球平均气温上升1℃是40年前碳排放的结果；现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是百万分之412，而且还在不断攀升，这足可以在本世纪中期造成全球平均气温上升2℃。

这一变化轨迹也会因所谓气候变化反馈回路而更加复杂。一旦地球变暖超过2℃，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就会受到影响，不再吸入、反倒呼出这种气体（碳反馈回路），致使气温进一步升高。

与剧场里的悲剧情节相比，气候变化的悲剧发展就拖沓多了，前因与后果、罪孽与惩处等发展脉络都拉长了。就像普罗米修斯，在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中直接被钉到悬崖上，但他相信数百年以后自己的对抗必将颠覆对头——宙斯。宙斯如何被推翻还是个谜，但从当下四处可察的迹象来看，他已然预知，只是不愿透露。所以，宙斯和普罗米修斯无从改变的命运，其实是起因于普罗米修斯的意志与二位神明之间的底线试探。

我们总说，我们不必顾虑气候变化，那是后人要担忧的问题。但如果把气候变化视为悲剧，以等同于埃斯库罗斯或莎士比亚戏剧的方式解读，那么，我们看待时间、命运和个人责任的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

悲剧情节总是围绕英雄做出错误抉择的那一刻展开：比如麦克白刺杀国王，俄狄浦斯弑父，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命运确定了数种选项，而人也有自由意志，甘心进入所选的剧情之中。在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三部曲中，阿伽门农心甘情愿地套上“必然性的辕轭”，是自由意志的体现，也是命运使然。普罗米修斯既快意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也自喜于反抗神王的能力。这类悲剧的展开铸就了个人与世界的联系，个人的选择何其渺小，而所遭受的结局不可抗拒，又何其惨重！

作家罗伊·斯克兰顿是位退伍军人。按照他的说法，我们只能把生存当作一出悲剧，屈身其中，还要安之若素。他还写道：“可以试着把每一天看作过往的终结，从而解脱出来，直面当前的问题，不要留恋，也不要恐惧。”

不过，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来思考气候危机问题。面对时间、地点和命运等强势无伦的力量时，埃斯库罗斯没有回避人力的衰微。但在他戏剧化的世界中，还为偶然、反抗和责任留有空间。面对命运，各个角色或是自我欺骗，或是挺身应战，而事态的发展就取决于他们对这类异常行为的理解和认识。

我们不能有推脱自我的“自由”，还必须以见证悲剧的方式把自我与“移动的冰川”，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种种迹象，与我们的行动能力紧密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