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痴者文必工”

——翻译家罗新璋先生印象

文/杨全红

罗新璋（1936～ ），浙江上虞人，资深翻译家。北大西语系法语专业毕业时，原定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因为“上头草草了事”而被发配到国际书店。对于此一“计划不如变化”，先生至今耿耿于怀，他说：“毕业分配出了个意外，从文学出版社变为国际书店，无端开始了我人生的苦难历程。”想想也是，其他同学或留北大或去中大、兰大，惟独他摊上个“学非所用”，而且跟书单一打交道就是五年有余。先生曾有感喟：“拓开一步说，人生不也就是众多偶然的凑集！”鉴此，国际书店之行也许在冥冥中铸就了先生的命运，即此生与书有缘。下面即来看一些故事。

购书藏书。淘书买书是罗新璋先生的最爱，即便是在退休多年后的今天，他每去实体书店仍不会空手而归。早些年里，为了买书，先生曾忍饥挨饿过，《约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即是他“省了两个月伙食”才从旧书店买回的。频繁光顾书店并适时下叉，日积月累，先生家的藏书自然少不了。从网上有关图片来看，先生的书房俨然一道风景：不仅书架内没了立锥之地，架顶与天花板之间也早已被书塞得严严实实。

译书抄书。傅雷乃翻译巨擘，而罗新璋先生被誉为“傅译传人”。先生的译著主要包括《巴黎公社公告集》《特里斯当与伊瑟》《列那狐的故事》《红与黑》《栗树下的晚餐》等。据先生讲，其法汉翻译能耐主要受益于对傅雷译作的抄写与研习。解放后至一九六○年，傅雷共译2,758,000字，先生曾穷九个月时间将其中93%（2,550,000字）抄到法语原著上，不意间成就一“感人的故事”。在法国公干之余，先生也曾发挥其“看家本领”将《巴黎公社公告》完整地抄录下来。本次抄写着实让人动容，因为它让先生“一个多月没怎么睡”，及至回国当天，“一上飞机，就一觉睡到北京”。

读书背书。《译艺发端》中载有先生的读书及背书往事不少，诸如：“早年对照阅读过李译（李健吾之译）”；“译《红与黑》时，每天看点傅雷”；“工余发愤读傅雷的译作，读到能背诵的程度。”“前几年为写鸠摩罗什的文章，看了点什译，看了点佛经”；“两年前，笔者译特罗亚的《福楼拜》传，翻阅过不少福楼拜小说译本”；“八二年，因偶然机会，商务嘱编《翻译论集》，得以统贯细读历来的翻译文章”；“钱（钱锺书）批评袁枚论韩愈，‘不读其全集’，所以我写钱，从第一个字看起，花三个月工夫，把他全部著作再看一遍，才敢动手”。

查书校书。先生跟书有缘的又一表现是与图书馆素有交道。上文所述《巴黎公社公告》抄录事即发生于法国国立图书馆。一九八○年，先生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可以使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在那里，他“无意间发现了一座宝库”，于是，“查资料一查查了四个月，早上开馆就去，傍晚四五点离馆，再借出三本书（馆方规定每次限借三本）”。二○○四年初，先生受聘至台湾师范大学发挥余热，其后三年里，他除了上课就是读书，“图书馆庋藏丰富，借阅方便”。值得说明的是，先生的查书有时是为着校核而起。《翻译论集》（修订本）出版后，笔者写过一篇书评并指出少许笔误，先生读过拙文后特地写来长信并对有关问题悉数作答，其中之一如下：“说到《法句经序》的异文，《出三藏记集》作‘又诸佛興’——花去不少时间，翻书翻纸箱，查高丽藏（台湾复印件）、赵金藏、碛砂藏、龙藏、大正藏、全唐文、严可均本等，均为‘興’，或许真是形近致误看成了‘典’！”

品书荐书。长沙理工大学郑延国教授与罗新璋先生很要好，两人好到几乎无话不说。据郑氏文字，先生在电话中曾向他推荐过不少好书，有关“原声”如下：“张广达《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一书甚好，值得一读。”汪荣祖《史学九章》里“槐聚说史阐论五篇”“专讲钱锺书，值得好好一读”。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引言“近年来文史研究领域的新变”“颇有深度，值得一读”。“《黄景仁诗选》中颇多佳作名篇，值得一读。”“何新写了一本《孔子年谱》，内容不错，值得一读。”先生从来希望“好书不寂寞”，看来，他在用实际行动让其成为现实。

有道是“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对于个中道理，罗新璋先生可谓熟稔于心。他曾回忆道：“有个大学生看了我译的短篇，说译得好，我告诉她，下如此苦功，译得好，没什么稀奇；译不好，倒才奇怪。”从相关语境来看，句中的“如此苦功”主要指读傅译、抄傅译和研傅译。推而广之，正是“痴”于买书、读书、抄书、查书，先生在译书、编书、著书等方面这才样样出彩。二○○三年，《红与黑》被教育部指定为中学生课外读物之一；二○○九年，《列那狐的故事》被列入“三十年最具影响力的五百种提名书目”；《翻译论集》不仅被许国璋赞为“同类书中编得最好的一本”，更被广大读者奉若“必读书”“枕边书”“金砖书”及至“圣经”；《译艺发端》美文不乏，收录其中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即被视为“足可与德国人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比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