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现代生活方式（节选）

文/蒂姆·杰克逊、卡门·史密斯  译/刘正飞

很少人会反对，短短数十载现代社会已然发生巨变。其变化体现在各个不同方面。可举之例有：可支配收入增长、消费品和服务大增、个人流动性提高、休闲支出增加和日常家务时间减少。

我们可以强调日益复杂的知识库带来的技术效率提升，或现代消费模式越来越多的资源“足迹”，或贸易的集约化，或传统农村产业的衰落，或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或“知识”经济的出现。

我们当然应该指出，这些变化伴随且有时得益于根本体制结构的变革：对关键产业的放松管制（或重新管制）、市场自由化、放宽国际贸易限制、消费者债务增加和生活中非商业领域的商品化。

我们还能发现某些随之而来的社会影响：生活节奏加快，社会期望上升，离婚率上升，暴力犯罪水平上升，家庭规模缩小，“名人崇拜”显现，现代生活“信息密度”升级，贫富（收入和时间）差距扩大，“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显现，对传统教会、家庭和国家机构的信任缺失，社会越来越世俗。

即使粗略观之也可显见，这种复杂性并未出现纯粹“好”或“坏”的压倒性潮流。相反，现代性的特点是许多往往看似（至少部分）相互对立的潮流共存。现代社会“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出现似乎与消费品的激增背道而驰。人们对物质所表达的关注似乎在减少，但生活中拥有的物质却在增加。

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富足被远距离运输货物至超市货架造成的环境破坏所抵消。电力市场自由化提高了发电效率，降低了消费者用电成本，同时也增加了寻找和利用终端使用能源效率机会的难度。

再举一例，知识经济的出现增加了信息的可获得性和价值。同时，它也加剧了人们日常生活决策的复杂性。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希尔伯特·西蒙所指，信息本身消耗着稀缺的资源。“信息所耗相当明显：它消耗其接收者的注意力。于是丰富的信息造成注意力的匮乏，需将注意力在可能消耗它的过多信息源间做有效的分配。”信息消费效应使“知情选择”概念在现代社会变得更加重要，同时也更加难以实现。

这些例子无不说明现代生活方式既复杂又充满悖论。它无疑是政策制定者倾向于回避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变化这一整体问题的原因之一。但显而易见的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各种深层次环境目标，就必须正视消费模式，了解生活方式动态，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