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文化”之流弊

文/莉莉·西尔弗顿 译/张思琳

“抵制文化”，指个人或品牌因言行立场受到部分群体指摘而遭到抵制，这种现象并非新鲜事。英国心理学会特许心理学家、《如何培养健康大脑》的作者金伯利·威尔逊认为：“归根结底，‘抵制文化’关乎羞耻感。”“如果我们违背社会成规，进而在群体中丧失地位，羞耻感便油然而生。”威尔逊表示，进化心理学家认为，羞耻感在人类生存过程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古时，因举止不当而被部落放逐的个体将面临生命危险。

从古至今，尽管犯错者遭社会逐斥将面临风险，尽管我们向来追寻正义，呼吁重视不公现象，一种极其恶劣的暴民正义却在社交媒体上蔓延滋长，不断侵蚀我们已然不堪重负的心理健康。

威尔逊指出：“社交媒体实现了羞辱大众化（我们可以随意羞辱任何人），纵容羞辱之风，不留让步和通融的空间，让一时失检的言行永留痕迹。”她坚信，网络“抵制文化”给心理健康造成的最大危害之一就是“群攻效应”——短短几分钟内，当事人可能会同时遭受成千上万人的言语攻击。“这对‘被抵制者’而言，全世界仿佛都与之为敌。”而旁观者人人自危，唯恐成为下一个挞伐对象。

目前，“抵制文化”以匿名形式进行，在从众心理的驱使下变本加厉，朝极端化方向愈演愈烈——形成“非黑即白，非友即敌”的二元对立。受此环境影响，一旦有人犯错，一旦有人拥护我们反感或反对的人物事件，我们势必连忙与之断交，毫无灰色地带可言：抵制对方，讨伐对方，并为其贴上“已被除名党”的标签，以为明证。

尽管公开指责不端行为意义重大，但这种鼓动民众不假思索地抵制他人、拒绝原谅的文化，实则贻害无穷，助长不良风气。在这样的风气下，人人都没有改过自新的机会（即他们一开始就应该预见后果），也没有从错误中汲取教训的机会。然而，从另一个角度出发，犯错其实是生而为人不可避免之事，是人自我成长、自我完善的必经之路。

威尔逊解释道：“‘抵制文化’往往剥夺被抵制个体最基本的人权，即致歉悔过，获得宽恕的权利。”“因为赎过的道路被义愤填膺的暴民阻塞。”迅速及时的道歉无异于虚情假意，姗姗来迟的道歉必定是被迫之举，即便数日、数周甚至数年以后，过错还不免被拿出来反复声讨。

“抵制文化”并非百害而无一利。古人在放逐制度的震慑下，出于对羞耻感的恐惧，多少会对自我言行加以检视。此外，“抵制文化”为弱势群体提供发声机会，让大型跨国品牌等强权者付出实质性代价。

不过，尽管公众羞辱有利于减少个体重蹈覆辙的几率，客户反馈也能为企业带来重大正向转变，被抵制的对象却大多并非有权有势的名流或品牌。每多一位名人在谴责“抵制文化”的公开信上署名，社会就多了十名暗自承受巨大伤害的弱势者。

只因一次影响较小（且根本无法产生实质影响）的事件或言论，就对个体展开集体欺凌与抵制行动，其所造成的危害，与事件和言论本身相比，最终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人因为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条帖子而身败名裂，丢失一份维持生计、养家糊口的工作，这是合理的吗？难道这些人就理应为此过上支离破碎的生活吗？难道他们就该眼看着家人饱受骚扰吗？难道他们就该收到海量死亡威胁的邮件吗？

心理健康有赖于人与人之间的灵活变通、换位思考、相互理解，有赖于认错致歉与获得宽恕，好比合理的刑罚制度，视过错为修正的机会，而非惩戒的理由。遇到“抵制文化”，请不轻易盲从，而应主动了解事件始末，给他人悔过的机会。我们都曾失言失行，懊悔不已，我们都曾犯下过错，但都值得拥有重来自信的机会，在互联网世界中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