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文化”为何有害

文/莉莉·西尔弗顿 译/鄢宏福 仲文明

抵制文化由来已久，指有些人认为某人或某品牌言行不当或立场错误，从而加以抵制。“从根本上说，抵制文化与羞耻感有关。”英国心理学会特许心理学家、《如何构建健康大脑》的作者金伯利·威尔逊认为，“当我们觉得自己违反公认的社会法则并在群体中失位时，羞耻感随之产生。”威尔逊说，进化心理学家认为羞耻感关乎人的生存——在远古时代，一旦犯错遭到部落驱逐，个体生存就岌岌可危。

尽管古往今来都存在因犯错而遭社会排斥的风险，尽管我们总是义正辞严地呼吁关注不公行为，社交媒体却催生了一种极其恶毒的暴民正义，不停地危害我们本已不堪重负的心理健康。

威尔逊表示：“社交媒体让公开羞辱变得大众化（我们可以肆意羞辱他人），同时扩大了其波及范围，不顾实际情境，不留缓和余地，不讲半分人情，可能本为一时轻率之举，却留下无法消除的记录。”她认为网络抵制给心理健康带来的最大隐患之一就是“群攻效应”。短短几分钟，当事人就会遭遇无数言语攻击。“对遭到‘抵制’的人来说，这种感觉就像受到全世界的攻击。”旁观者则感觉自己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群攻对象。

目前，抵制文化常常以匿名形式存在，受从众心理驱使，并呈现非此即彼的极端姿态——“我是对的，你是错的。”由此可见，如果有人做错了事，或者支持我们可能不喜欢或者不赞成的人或事，那么我们必须立即与之分道扬镳。不允许立场模糊：他们遭到抵制，彻底完蛋，他们的名字被加上“彻底凉凉”的话题标签，对他们盖棺定论。

然而，指责不良行为固然重要，但这种鼓励人们急于抵制、吝于原谅的文化十分危险。这造就一种氛围，不允许任何人纠正自己的行为（他们当初就该明白自己这么做不对），也不允许他们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倒不是老生常谈，毕竟犯错是人之常情。人之为人，就是会在错误中得到成长和锻炼。

“抵制文化往往剥夺了遭抵制者作为人的最基本权利，即做出道歉，得到宽恕，”威尔逊解释说，“因为愤怒的暴民阻断了救赎之途。”道歉快了会被认为缺乏诚意，道歉慢了则被视作屈于胁迫，几天、几周甚至几年后，仍有可能被翻旧账。

“抵制”倒也有几个好处。与古时的放逐制度一样，羞耻感带来的恐惧可以约束我们的行为。而且，它能让原本势单力薄的人得到发声机会——对国际大品牌等社会上更有权势者产生实际影响。

然而，尽管公开羞辱可以降低个体重犯错误的几率，消费者的意见也能给相关公司带来重大积极的转变，大多数抵制文化的受害者却并非有权有势的人或品牌。每有一位名人签署公开信反对抵制文化，就有十名脆弱的个体默默承受着巨大创伤。

最终，针对影响相对较小的偶然性言行进行的集体欺凌和抵制（根本没有改正的机会），通常比该言行本身造成的伤害更大。难道仅仅因为一条推特，一个人就该声名狼藉，丢掉赖以为生、养家糊口的工作？难道他们的人生就该支离破碎，他们的家庭就该遭到侵扰，他们的邮箱就该收到大量死亡威胁吗？

健康的心理状态有赖于灵活变通、共情同理、相互理解，还有赖于道歉和宽恕，而且（就像宽严相济的刑罚制度一样）将错误视作契机，让人改过自新，而非对人滥施刑罚。谈及抵制，不要屈从网民的压力——应该自己调查判断，给人道歉的机会。我们都曾说过蠢话、做过蠢事，令自己后悔不已。我们都犯过错误。我们都该得到一次修正错误的机会，在网上也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