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评“Translating China”和“翻译中国”
华侨大学 侯国金
《翻译论坛》，2017（3）
提要：张经浩先生发文，对我国的国际刊物“Translating China”的名称表示怀疑，对其译名《翻译中国》则表示否定。本文认为，翻译一般不是非此即彼，非正即误，而是从什么角度看更贴切、更等效、更高效的问题。“Translating China”是一个转喻表达式，立得住脚，“翻译中国”作为译名也是如此。被“翻译、translate”的一般是意义，通常后接语言内容类宾语，但语言转喻式、隐喻式、浮现构式（搭配）的语用修辞价值等却许可“Translating China”“翻译中国”类创新性表达式的生成。
关键词：翻译中国；Translating China；杂志名翻译；转喻式；浮现构式
0. 引子
张经浩先生发表于《翻译论坛》2016年第4期76-79页上的论文“能说‘翻译中国’吗？”一文，从语义、其他“更多实例”、“质量之本”这三方面进行了全面论述，措辞犀利，铿锵有力，有理有据，笔者读后受益颇多。笔者对张先生的翻译者责任心和对诸多翻译实例和问题的洞见，读后不禁生发出很多赞同、赞叹和由衷的敬意。不过，由于该文讨论的问题其实是个不小的译技抑或是译论问题，势必会引起译界争鸣。正如作者在78页谈到某个相关翻译问题时谦虚地说道，“也想借此文发表的机会求教大方”，笔者斗胆发表一点管见，抛砖引玉罢了。
《翻译中国》的刊名问题至少是两个问题： 1）能否说“Translating China”？ 2）能否说“翻译中国”？还有衍生的附属问题： 3）什么东西被“翻译、translate”？也即，被译的能否是非语言类（名词）？4）“翻译中国”和“Translating China”孰先孰后？前者是后者的译文还是相反？不论我们同意其论点与否，这些问题解决了，也就解决了张文的问题。当然，真正的“解决”应该是既符合译理也不违背语言学学理的方法或方案。下面主要讨论1-3），顺便说及4）。
1. 能否说“Translating China”？
关于“Translating China”能否说，张文采访了三位以英语为母语的“老外”。他们说“Translating China”有意义，其中的Translating是“解释”（explaining，making clear），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在很多词典，如Longman，都有“解释”的释义。张文说，“Translating China”虽然有意义，但从发文（都是关于翻译）看，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张文还通过2015年版的“Translating China for Western Readers”是一本“中国哲学和文化”论文集，“并不论翻译”（76页），证明此处和“Translating China”的translate一样都是且都应该是“解释”。他还说，伦敦的网站“Translatingchina.com”虽有翻译服务，却认为其对应的译名仍应是“解译中国”。总之，张文认为，“Translating China”作为杂志名，只能是“解释中国、解析中国、诠释中国、了解中国、介绍中国”等，无论如何也不能是“翻译中国”，“与翻译研究无关”（76页）。
我们知道，英语的translate是个多义词。根据英语权威词典OED，作及物动词用，它意为1）“To bear, convey, or remove from one person, place or condition to another; to transfer, transport”（搬运、移动）；还有2）“To change in form, appearance, or substance; to transmute; to transform, alter”（改装）；作为寓意用法，translate还意为3）“To interpret, explain; to expound the significance of (conduct, gestures, etc.); to express (one thing) in terms of another”（解释、诠释，换言之），如其例句所示：
（1）The delightful Norwegian master who … translates the nature of Norway … into music.
但至今最为重要的，或当今的首要词义（the chief current sense）是4）“To turn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 to change into another language retaining the sense; to render; to express in other words, to paraphrase”（翻译、释义），如：
（2）Poetry … cannot be translated; and therefore, it is the poets that preserve languages.
（3）If the phrase, realizing the ideal, were translated into the phrase, actualizing the real, much ambiguity might be avoided.
看来，张先生（及其采访的外国人）在“Translating China”这个搭配中看到的仅仅是“解释中国”，也即只有上述OED的释义3）。
无标记的翻译自然是从甲语言到乙语言的语义再生，而这一无标记的翻译之内同时存在以下有标记翻译：1）同一语言同一文体（现代汉语小说语言到现代汉语口头语言）的转述；2）同一语言不同风格（变体）（如文言文到现代汉语，文学原著到电视剧或电影脚本）的转述；3）语言文本言向非语言文本（如图画、网络超文本、电报、速记符号）的转述；4）同一语言的不同方言间（如闽南话到川方言）的转述，等等。《翻译中国》刊登的稿件涉及各种有标记翻译的论文，当然主要涉及无标记翻译的论文，尤其是涉及中译外问题。
窃以为translate取何意，一是取决于作者（言者），二是取决于构式或搭配。
取决于作者，体现作者/言者先用性（author-pre-emptiveness，即谁说的，就听谁的）（侯国金，2009，2011）。例如，居里夫人给她发现的白色粉末命名为radium，只要能念出来（符合英语构词法（则）），具有音形义（三位一体），就是个好词。因为它是金属，译成汉语带金字边的“镭”（形声字构型），该译法虽说不是天经地义也算无懈可击。虽然像“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TUDIES”这样的杂志自然是刊登口笔译论文的杂志，“INTERPRETING”刊登口译论文，“TRANSLATOR”“TRANSLATION QUARTERLY”也许涵盖口笔译论文，但是作品名，大多数含杂志名的文艺作品名允许半透明性（semi-transparency）乃至零指向性（null orientation），因此BABEL和TARGET这样的翻译杂志名才得以可能：何以见得都是翻译刊物？只有作者即创始人才知道是不是，广大投稿人和读者只能“从他、从众”才知其要。同样，我国的杂志《外语教学》是不是仅刊登关于外语教学的论文呢？答案是否定的，决定于主办方即西安外国语大学的主编。《外语界》刊登什么类型的文章呢？主办方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主编才能主宰：仅仅刊登外语教学方面的论文。
国际上已形成了用“V+-ing+N”构式给著作、论文或报告命名的习惯，如Eugene Nida于1975年出版的一本书叫做“Exploring Semantic Features”，于1982年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做了几场有关语义翻译的学术讲座，一概统称为“Translating Meaning”。类似的还有：N. D. Yang（1993）的“Understanding Chinese Students’ Language Beliefs and Learning Strategy Use”，Jef Verschueren（1999）的“Understanding Pragmatics”，A. Knott & R. Dale（1994）的论文“Using linguistic phenomena to motivate a set of coherence relations”，Peter Grundy（1995）的著作“Doing Pragmatics”，等等。“Translating China”应境而生。其创始人赵彦春在受访时[1]说，创办该刊时是先有英语名称，正是“翻译中国”的意思，就是刊登论述中译外论文的全英语（国际）刊物。后来为了方便国内宣传，才有汉译“翻译中国”的。也即，在创始人心中，这里的translating就是“翻译”，不是“解释”。至于翻译本身包含的解释，已不言自明地内包于该词之中。译界广泛认可的翻译本来就以理解和解释为前提，而任何一个翻译版本无非是一种特殊的解释或解读，正所谓“有一千个译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关于translate的取意倾向的第二个决定性因素（构式或搭配），容稍后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