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坚持

文/金圣华

一个不是念文科的学生在讲座后提问的环节里，向白先勇提出问题：“文学到底有什么用？”听众大概都没有料到，白老师很干脆地回答：“文学是没有用的！”

文学没有用？那这么多人来听白先勇讲《红楼梦》，把整个中文大学何善衡书院大讲堂七八百个座位都占得满满的，听时鸦雀无声，全神贯注，听后热烈鼓掌，踊跃发问，又是所为何事？

文学有什么用？的确是个难题，是个迷思。以世俗实际的眼光来看，学文学，根本不是个飞黄腾达的途径、青云直上的梯阶；念文学作品，也算不得什么正经事。以前在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念研究院时，硕士论文以曹禺的剧作为研究对象，正当我面对大堆资料潜心苦读、不断寻思的时刻，两位念理工科的室友却在茶余饭后，把我的研究材料当消遣，随手拈来翻阅，看得嘻嘻哈哈，不亦乐乎！她们看得明我的行当，我却看不懂她们的专业，两者相较，高下立判，岂不令人气结！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学文学，创作文学作品呢？白先勇说得好，文学不实用，但是并不表示没有价值，因为文学是一种感情教育，在吾人生活中不可或缺。

多年前，应文坛前辈谭仲夏之邀，为一本名为《世界四百位作家谈写作》的书籍撰写序言。那本书的来历不小，缘起于1985年法国图书沙龙发起的一项活动，即通过法国驻各地使馆，邀请各国著名作家以“您为什么写作”为题，撰文作答，答案由《解放》杂志专辑刊载。这本文集后来由多国翻译成书，本港一家出版社有意出版，合约签订，稿酬已付，只待送厂付梓，谁知突生变故，终于搁置出版计划。但是我撰写序文之前，却是有机会对这本文集仔细详读，先睹为快的。

四百位著名作家，纷纷夫子自道，现身说法，概述自己当初入行的缘由。归纳起来，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冠冕堂皇，以天下为己任，为促进文化、解放人类而写作；第二类冷静理智，为寻求生命真谛、探索人生奥秘而创作；第三类极其感性自我，认为生也有涯，岁月匆匆，为了对个人的鞭策、对存在的肯定，而留下印记；第四类则简洁直率，以“不明所以”“身不由己”而提笔。

无论如何，写作始终是一种心灵的慰藉、感情的宣泄，也是一种存在的肯定、自我的鞭策。王蒙说：“写作，为了表达，为了交流，为了建筑心灵之间的桥梁。写作，又是为了记忆，为了挽留：当一切都烟消云散以后，还会有几行文字留下来成为生命的见证、历史的见证。”董桥说：“写作是独往独来的事业。不怕寂寞，不求掌声，在宁静中认清喧哗，在喧哗里倾听宁静。”白先勇则表示，自己写作，是“希望把人类心灵中无言的痛楚转化为文字”。即使如此，在写作的过程中，要寻章摘句，推敲斟酌，找出一个最为适当的表达方式，则作家必须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方能成事。

林文月曾经写道：“文字对诗人说：‘我其实是空洞的。’诗人回答文字：‘我的工作便是将空洞排列成丰沛。’”其实，要化空洞为丰沛，所需的是一份坚持，一种锲而不舍的努力。写作的生涯，充满不足为人道的艰辛，就如契诃夫名剧《海鸥》中作家特里果林所言：“我接连不断地写，就像一个旅客马不停蹄那样……我放不开自己来休息休息，我觉得我是在吞噬自己的生命，是在把自己最美丽的花朵里的花粉一起用尽，再把我的花朵一起采下来，并且践踏着花根，来向我自己都不知道是谁的人，供奉一刹那的花蜜啊！”（焦菊隐译）这种宗教式的奉献，所寻求的就是心灵与知音之间的对话，而知音在不知的彼方，甚至经常是隔空隔代，超越年岁，不分畛域的。

在白先勇的身上，所看到的就是这份坚持。自从21世纪以来，他不断努力，推广昆曲，出版《父亲与民国：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止痛疗伤：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再于2016年出版《白先勇细说红楼梦》，把毕生对《红楼梦》的认识倾囊相授。正如叶嘉莹教授所说：“《红楼梦》是一大奇书，而此书之能得白先勇先生取而悦之，则是一大奇遇。”因此，红书与白说的结合，白公子与怡红公子的对话，就成为千百年难得一见之奇遇，让满堂听众涵泳其中，蒙受了毕生难忘的感情教育。

在余光中身上，也看到这份坚持。余教授自从前年底不慎摔跤后，一直在家休养。他在最近的来信中说：“虽然在家养病，成了宅男，近日却忙于出书。《英美现代诗选》新版，在初版本出后半世纪，添译了约80首，涉及许多‘后务’，不可开交。另外还忙于出一本评论集。所以你会收到我好几本新书。”

就是这份坚持，也使中文大学推动的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自1998年创建迄今，仍继续前行。19年来，我们守护着华文文学，就如西汉时苏武牧羊一般，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中，仍满怀信心，坚毅不屈。

文学无用而有价，文学不死，千百年来所依靠的，也就是这一份永不停歇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