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勉不懈“守夜人”

文/金圣华

正月里，一连收到了两包邮件。在如今“言而无信”的年代，平时收到的多是账单、广告、银行信件，朋友之间只有短讯来去，不见鸿雁往返，于是，这两份来自高雄的邮件，宛然夺目，何况信封上填写寄件人和收件人处的字体端端正正，一丝不苟，更显得特别珍贵。一包是余光中教授寄来的新书，那熟悉的字体，苍劲有力；另一包则字体娟秀，寄件人是“范我存”。

余光中夫人寄来的是一套桌垫，大红的牡丹，配上鲜艳的翠叶，尽显喜气，是新春期间最好的摆设。去年底为祝贺师母八五高寿赴台造访余府时，偶尔看到府中摆放的红色椅垫，随口称赞了一句，谁知道师母就牢记在心，一日上街，见到花色相似的精品即买下寄来。余先生的那本《守夜人》则是他去年不慎摔跤后，在养伤期间仍勉力校阅完成的新书。两个邮包，看来是两老一前一后各自张罗的，从买到寄，不知道耗费了多少力气！桌垫摆上了，新书要用心细赏，两个信封，也会好好地收藏。

余先生这本《守夜人》是独一无二的杰构，有异于一般诗选，内容包括诗人的自选集，以及各首诗的自译，因此全书是以中英对照的方式刊印的。精通中英双语的作家，自撰自译，按理说，应该驾轻就熟，事半功倍。有谁比作者更了解自己全神写作时的用心所在？有谁比诗人更擅长自己潜心吟诵时的造句遣词？因此，作家诗人自译，应比他人操觚更胜一筹。然而事实又是否如此？

余光中是深谙个中要诀的。他在《守夜人》第一版“自序”里谈到书中选诗准则时言：“《守夜人》有异于一般诗选，因为译诗的选择有其限制……一首诗的妙处如果是在历史背景，文化环境，或是语言特色，其译文必然事倍功半。所以这类作品我往往被迫割爱，无法多选。”诗人明白自译作品，好处在不可能曲解原文，有所“误”译；苦处则“因为自知最深”，而由于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隔阂实在太大，故无论如何悉力以赴，也难以尽达原意。诗人为了弥补这种先天的缺陷，翻译时“不得不看开一点，遣其面貌，保其精神”，这大概是所有认真的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之中都心领神会的妙诀吧！

《守夜人》初版于1992年，再版于2004年，当时诗人曾经宣言：“感谢永远年轻的缪思，尚未弃一位老诗人而去。”果然，其后余光中诗兴不绝，笔耕不辍，再经过悠悠十二载，于2016 年重新修订全书，发排了最新的第三版。这个新版经悉心增删，共编收诗歌八十多首，占诗人毕生总产量十四分之一。

披卷展阅，在赞叹诗人下笔烟飞云动，落纸鸾回风惊之际，如果悉心细赏，当会发现中英两种语文之间的差异是何其巨大，而诗人为了使两者之间的鸿沟拉近，又何其用心！譬如说，余光中诗是最最善用叠词的，在《车过枋寮》一诗中，诗人用了大量的叠词：“甜甜的甘蔗甜甜的雨/肥肥的甘蔗肥肥的田”，“雨是一首湿湿的牧歌/路是一把瘦瘦的牧笛”，等等，让人吟诵起来朗朗上口，并有歌谣的感觉，这些诗句一译成英文，除了重复用词，如“The sugary rain on the sugary plain… The juicy rain in the juicy fields.”之外，也善用英文里的头韵（alliteration），如“The rain is a swishing sheperd’s song/The road is a slender shepherd’s flute.”。这种译法，是因为译者深谙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两种语言的转换，两种文化的抗衡，必有所失，也有所得，只要失得互补，有所平衡，就已经尽了翻译的能事了。又譬如中文里的量词多姿多彩，而余光中又是个中高手，然而在他脍炙人口的《乡愁》中，原诗中的“一枚小小的邮票/一张窄窄的船票/一方矮矮的坟墓/一湾浅浅的海峡”，这“一枚”“一张”“一方”“一湾”，一旦译成英文，任凭诗才再高，文思再盛，也都得转换成英文里毫无个性的a！又譬如中文里的称谓一向复杂多变，《冰姑，雪姨》一诗的题目，用英文表达，也无可奈何的变成了Aunt Ice, Aunt Snow，而不再有“姑”“姨”之分。

新版《守夜人》的封面上，附系了醒目的横条，诗人宣称：“再过十二年我就一百岁了，但我对做‘人瑞’并不热衷。所以这第三版该是最新也是最后的《守夜人》。”想诗人毕生孜孜矻矻，克勤克俭，冷夜里，孤灯下，以一支笔，守护着祖国五千年的瑰宝，让中国文字的净与美，能够伸展下去；中华文化的深与广，能够延绵不绝。“最后的守夜人守最后的一盏灯/只为撑一幢倾斜的巨影/做梦，我没有空/更没有酣睡的权利。”诗人曾经如是说。如今在米寿高龄，余先生依然勤于译著，昂然以挥剑之态，手握健笔，勇猛前进。

让我们展卷之余，向这位苍茫中巍然独立、勤勉不懈的“守夜人”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