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博——名校与名师情结（17）

文/辜向东

有一天我在校园漫步，迎面碰见和蔼可亲的周国强老师，他关切地问我近况。当初我考博士的时候，交大起先说我没有被录取，后来又打电话来说，如果我愿意转方向和导师，周国强老师愿意带我。虽然我没有成为他的弟子，但他是学院的领导，很关心学生。我于是跟他说我的困境，希望有人帮助和指导我修改博士论文。他当即跟我说学院新来了个外籍专家，本科是多伦多大学、硕士是哈佛大学毕业的，而且教写作，他可以推荐我去找他，并给了我外籍专家的联系方式。去年我得知周老师不幸病故，心里十分悲伤。每每想起那次与周老师的偶遇和他关切的话语，心里仍然觉得很温暖。

那天我就跟外籍专家联系了，他让我周末去找他。原来这个外籍专家是个华裔，出生在香港，自幼患有小儿麻痹，行走不是很方便，7岁随父母移民加拿大。他除了懂教育，还是个画家和作家，到中国来工作一方面是文化寻根，另一方面想丰富阅历，并攒钱去剑桥攻读艺术教育学博士学位。他乐意帮我修改博士论文，时间一周一次，我跟他讲我的思路和内容，他帮我顺语言，按小时计费。我想这就是我，在困境时总会遇到贵人相助。我对他十分感激，不仅仅因为他帮我修改博士论文，还因为他的学识和经历对我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他是我第一次一对一、面对面接触的“外籍专家”，第一次体验到那种“哈佛似的”tutoring，是他重新点燃了我对自己的信心。他说是我自己把“鞋子”做好的，他不过是帮我把“鞋子”擦亮。另外，他说帮我修改博士论文也让他记住了自己来中国的目的——-为了去剑桥读博士。后来我博士论文答辩顺利通过的当天，先生同我一道去谢过他。我还请他和他演奏贝斯的弟弟一起到重大来讲学和演出。他之后果然去了剑桥攻读博士学位，只是他在剑桥找不到在哈佛的感觉，读了一年又回到交大工作。再后来他去了宁波诺丁汉大学，现在在香港。这都是后话了。

因为修改博士论文，2004年我在家的时间相对较多。有一次聊天，先生说现在流传一种说法，人到中年新三喜——“升官、发财、死老婆”。那年愚人节我正好在家，跟先生发了条短信，开玩笑说：看来你升官、发财是不大可能的了，但死老婆有可能。然后我被学院领导叫去陪同来讲学的专家吃饭去了。先生看到我的短信后立马给我打电话，没有人接，打家里也没有人接，吓得他一路开车狂奔回家……晚上儿子放学回来，我很得意地给他讲这个愚人节的玩笑，儿子却一脸严肃地批评我：“妈妈，你这个玩笑开得过了头了，万一爸爸在开车回家的途中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办？”经儿子这么一说，想想我都后怕。自那以后愚人节我再也不开过头的玩笑。其实像我这种性格，大概天大的事儿也不会令我想不开。不过这件事足见我当时的心理和精神状况是挺令家人担忧的。

说到儿子，我得浓墨重彩地写两笔2004年我做过的两件值得骄傲一生的育儿故事。那时儿子已经上初二，开始像我一样时不时地自我反思。有一天我和他在家吃午饭，他愁眉不展地对我说：“妈妈，你说我长大以后怎么办？我既没有你勤奋，又没有爸爸聪明。”我没有想到儿子对自我的认知那么负面。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不容易自信，因为父母比较优秀，而且对孩子的期望值往往比较高。我立马对儿子说：你错啦，你比妈妈聪明，比爸爸勤奋！我至今还记得，儿子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他惊喜地问：“妈妈，你真的觉得我有那么好呀？”我说：“是的呀，你想想是不是啊？”他想想，点点头，“还真是那样的。”我们家一直是这样：先生很聪明，就是贪玩；我很笨，但是一直很努力。其实儿子说的一点儿没错，但我说的更对。我想那次对话对儿子自信心的建立很有帮助。我在儿子很小的时候读到过《读者文摘》上一位母亲写的文章，她说：“即使全世界对你的孩子失去了信心，你也不能对你的孩子失去信心，因为你是孩子最亲最近的人。如果母亲对孩子没有了信心，孩子的世界就完了。”我一直记得这句话，在儿子的教育上一直对他充满信心。

（转自微信公众号：外语学术科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