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博——名校与名师情结（15）

文/辜向东

因为SARS哪里也不能去，反而可以专心致志地研究与写作。记忆最深刻的是做文献综述时，国内的CET相关文献我下载和打印了100余篇，在宿舍集中两周的时间全部看完了，并开始写相关部分的综述。另外课堂观察一章最早的一稿写了90余页，后来修改时把大部分内容调整到附录里了。这里要特别感谢那些同意我进入他们的课堂做课堂观察的老师，尤其是三个个案研究的老师，不仅让我现场录制了他们的课堂，而且还帮我做了他们课堂教学录像初步的文本转写。2009年我在做团队第一个国家社科项目“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反拨效应历时研究”的过程中，还带着硕士生杨志强对这三个样本学校的老师进行了回访和跟踪课堂观察。2011年志强的硕士论文被评为重庆市优秀硕士论文。总之，我的博士论文收集了海量的数据，涉及4000余名问卷调查、课堂观察和访谈的教师、学生和教学管理者。衷心感谢那些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对我的帮助和提供给我研究的数据。SARS期间研究和写作累了，有过24小时看美剧《老友记》（Friends）的经历，也有很多朋友通过邮件分享笑话类的图片和文字，在无望与黑暗中给生活增添了一些色彩。我甚至把有些笑话转发给杨老师看，他没有回复，也不知道他查看了没有，直到有一次我忘了发附件才知道他应该也喜欢看，因为他回复邮件说“怎么没有附件呢？”

后来SARS解禁，在儿子小升初考试前夕我回到重庆。我博士的升学考试才过三年，儿子开始了他第一次升学考试。这就是为什么我写“半个世纪的测试人生”，测试伴随了我差不多半个世纪。我们老师和父母关心的往往是孩子的升学考试，特别是老师，每天给孩子布置很多的作业。我回家看到儿子中指握笔的地方写作业都磨起了茧，于是给他们学校的校长打电话反映了情况。下午儿子放学回来说，他们的老师很生气，说有家长给校长打电话，反映老师布置的作业太多。我听了也不敢吱声说是自己打的。而恰恰是那次与儿子进一步的交流，我意外地发现儿子真正的焦虑不是升学，而是小学毕业后再没有了那些一起玩耍的同学和朋友怎么办。我开导他说，没有关系，小学的同学大都是重大子弟，住在校园里，毕业以后他们有空还可以继续在一起玩。另外，上了初中他还会交到更多新的朋友。这样他内心的担忧才减少。我一直很喜欢孩子，家里的门总是向儿子的同学敞开着。虽然儿子是独生子，但从小到大他都有一批要好的玩伴，这也部分促成了他阳光灿烂的性格。

关于小学毕业后读哪所中学的问题我们也与儿子商议，并带他到可能的几所学校参观。最后他自己决定要考重庆市七中读初中，以后再从七中考到南开读高中。七中是重庆市一所中等偏上中学，南开是重庆市最好的中学（之一）。我们说如果七中考不上反正都要交赞助费的话就去读南开。儿子说行。我于是带他去南开提前交了3万元的赞助费。他看着我数那一摞厚厚的钱，回家路上跟我说：“妈妈，我一定要去把那300张钱取回来。”后来，他果然自己考上了七中，我们于是去把那300张钱取了回来。2003年底我们搬新家，买了一部大彩电，说是他节约的钱买的，儿子很高兴。

儿子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我一方面要继续写论文，另一方面家里要装修新房子，于是把他送到我姐姐家，与姐姐的女儿（比儿子小一岁）一起玩了一个暑假。再去接他回来时，发现他一个假期个子增高不少。暑假过后，我回交大前跟儿子说：你上初中也要开始要学英语了，要不妈妈先教教你26个英文字母和一些音标，好不好？他说：好！其实他当时发音很一般，我却说：儿子，没有想到你发音很准呢！儿子因此受到很大的鼓励，尽管他初中三年我大都不在家，他的英语却一直处于年级较好的水平。记得儿子开学那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他很开心，说自己在学校交了一个新朋友。其实那个新朋友不过是上午报名碰到、下午再见时叫出了他名字的一个新同学而已。可见交到朋友对孩子来说是多么重要。

我回到学校继续写博士论文，每完成一章初稿就发一章给杨老师，希望得到他及时的反馈，并一再告诉他自己面临的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困境。但其实那是一个特别错误的决定：首先初稿这种不成熟的东西发给导师，给导师的印象会非常糟；其次导师也不是闲着时刻在那里等着看你的东西，而且学生老催促导师尽快看和反馈的做法也是很欠考虑。我读博时教我们统计学，也是我同门的师兄朱正才老师说，博士论文不做到有白发是不可能毕业的。我先还很得意，觉得自己没有很费劲，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初稿，毕业在即却没有白发。然而我乐观得太早了，后来无休止的修改和论文送审前漫长的等待不只是让我熬白了头……

（转自微信公众号：外语学术科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