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人以诚，治事以敬

文/金圣华

“你到了吗？还没能上房？先在大堂休息一会儿，我大约半小时后过来。”林文月在电话另一端说。她在台北的寓所跟我住的会馆很近，只隔一条街。大约三年前，她来香港时下榻的旅舍也在我家附近。更有一回，我们分别去东京，由于行程紧凑，原以为碰不上头，最后发现大家竟然不约而同订了新宿京王酒店，吃早餐时就可以见面交谈。这也是一种缘分吧, 我想。

她来了，黑色长裤配浅绿上装，风姿嫣然，一如往昔。看见我，她体贴地说：“就在会馆一楼有一家咖啡馆，人不多，静静的方便说话。”于是我们找到了安静的一隅坐下，她要我点丰盛的午餐，两人可以慢慢吃，慢慢聊。趁菜没上桌，我们掏出各自的著作交换起来。她送我一本纪念《源氏物语》诞生一千年的作品《千载难逢竟逢》，我送她一本近作《笑语千山外》。两本几乎一样开本的书放在一起， 都是紫色的封面，分别附有作者的照片。“好像啊! 真的好像！”她轻抚着书页频说。

接着我们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地聊起来。 她告诉我前一天正好得了由“日本交流协会”颁授的奖项。这一回得奖的还有翻译《平家物语》的郑清茂。郑与林是当年台大中文系的同窗，两人在校时期就开始日译中，以为工读。“这次能够跟老同学一起得奖，比自己一个人得还开心得多。”林文月由衷说道。问起在美国的生活， 得知她一切如常，平日与学者友人如张洪年、李林德等时相往还，彼此照应，倒也闲适，反而每次回到台北就忙得不可开交。由于两天后她就要回美了，我趁这次回台参加由笔会主办的“纪念严复诞生160周年文学翻译研讨会”之便，特地于11月28日提早一天抵台，跟她会面。我们畅谈了足足三小时，“把三年来要说的话都说了”，这是林文月的感叹。 想董桥知道了一定会羡慕不已。

终于过了三点可以入住了。林文月见到文教会馆没有行李员，坚持要帮我一起把行李搬去房间，再合力抬上行李架，接着又替我校好空调，洗净水壶，装满水，插上插头，这才放心离去。

11月29日晚，彭镜禧教授设宴邀请外地来客，由于大陆学者罗新璋、许钧等均因事未能成行，饭局上的宾客只有我和主讲嘉宾余光中教授两人。这一回余师母因腿伤未愈，不能同行，余先生竟是独自一人坐高铁，自高雄前来的。当天得知余先生刚和齐邦媛教授两人同得了行政院的文化大奖。第二天11月30日就是会期，余先生和我相约共进早餐。由于前不久应邀撰写余光中译德译绩一文，我正好在餐桌上向余先生讨教有关问题。余先生认为文学翻译到了更高的层次，不是讨论对错，而是在乎如何体现原著风格的问题，这也就是他当日所要发表论文的主题。十点一刻，我们在彭教授的带领下，一起前往会场，车程中，大家对当今文坛译坛欧化语泛滥成灾的现象不胜惋惜。

余光中的主题演讲一如惯常般内容丰富，条理分明，最难得的是这次把两篇从未刊印过有关翻译的英文论述披露出来，其中一篇是答词。这篇文情并茂的答词，乃余先生当年在我担任香港翻译学会会长期间领受学会荣誉会士衔时所撰的。年过八旬的诗人，在整天的会议中腰板挺直， 全神贯注，直到五时过后，才提起沉重的公文包，独自上路， 返回中山大学，以迎接第二天繁重的学术生涯。

赴台之前，林青霞与我相约，我们要在12月1日星期一下午去台湾大学听白先勇讲《红楼梦》。她千叮万嘱，这次专程来台听课，要我事前保密，只跟白先勇说与友人数名结伴，以便到时给他一个惊喜。当日下午天色阴沉，气温骤降，但是一行人依然兴致勃勃，如约前往。车子进了台大，青霞跟同行的女儿说：“好好看看校园，这是我当年考不上的大学。”我心想幸亏如此，否则中国影坛上就少了一颗天皇巨星！三点半的课，白先勇三点钟就到了。推开休息室的大门，跟白老师打声招呼，我们就匆匆退出， 到课室静候。我深深明白一个认真严肃的教师在课前必须凝神屏息，好好备课，哪怕这门课他已经传授多年，已经耳熟能详，至于寒暄待客的事得在课后才能处理。旁边的讲堂足可容纳四五百学生，听说报名的有两千人，向隅者众。那天白先勇讲及的是《红楼梦》第六十六到六十八回，足足三小时的课，把尤氏姐妹的悲楚哀怨，酸凤姐的泼辣阴险，讲述得绘影绘声，淋漓尽致，说到动容处，眉宇中透显悲悯，声调里流露真情，偌大的讲堂鸦雀无声，瞬息间使听者悠然神往，不知身在何处，仿佛已超越时空，回到了数百载前的岁月。

旅台四日，先后与多位好友相晤相聚，时短而情长，念及他们对人的诚，处事的敬，特为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