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博——名校与名师情结（14）

文/辜向东

我在博士开题前后很受研究方法，特别是研究工具研制的困扰。正巧那时在书店看到文秋芳老师所著的《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一书，如获至宝。因为早前有读过文老师的著述，很喜欢她深入浅出的写作风格，于是拿到书就爱不释手地研读起来，觉得很受启发，而且觉得那本书写得太好了，今后一定会再版，只是书中有好些明显的打印错误，阅读时我一一地标示出来。读完之后我将发现的错误一一列出，打印成文档，发给了文老师，供书再版时参考。后来听说那本书第一次出版时版本弄错了，之后果然有再版，并且还有中文译本。现在该书是我给学生推荐的研究方法和论文写作的必读书目。我没有想到的是文老师收到邮件后很感动，不久到上海来开会就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到她开会的地方小叙。结果我去跟她聊了大半夜，当晚还住在她那里，很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谈到自己也许博士读得太晚了，文老师笑问我多大？我说35岁。文老师说她40岁才开始读博。我自己听错了，一直记得是“42岁”。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很有一种榜样的力量。后来还有好几次在学术困境的时候我都得到文老师醍醐灌顶的点拨，因此与文老师有一种忘年交的情谊。“42岁”这个年龄对我也就有了一种特别的意义。在我42岁那年我决心要做一件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当时社会上开始有一些关于大学教授的负面报道，我觉得有失公允，那些作者并不真正知道大学教授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于是我开始详细记录我的《教授日记》，并坚持记了整整五年，其中包括2011—2012年我在剑桥访学时详细记录的《剑桥日记》和2013—2015每个暑假再访剑桥时的所做、所思、所悟。五年的记录练就了今天的我，可以心血来潮和断断续续地写《半个世纪的测试人生》随笔连载。我甚至希望有出版社将我的《教授日记》、《剑桥日记》和《半个世纪的测试人生》作为系列出版出来，与更多的读者分享。在我的人生规划中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至少可以成为一位日记作家。这大概可以作为我的励志讲座“一棵小草怎样活出树样人生”最好的诠释，也可以作为平凡人如何实现“中国梦”的个例，以激励更多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女性。

因为开题和调研我一个学期都没有回家。中途先生到南京开会，我去南京见他，一起夜游秦淮河，算是一个学期唯一的一次彻底放松。为了赶在寒假那次四、六级阅卷在全国范围内做问卷调查，我加班加点地在调研的基础上设计和修改教师问卷。虽然我也常往家里打电话，但太久的分离使儿子与我变得陌生起来。记得那年寒假回家，公公婆婆回去了，第一天中午吃饭就我和儿子，相坐无语，彼此心里都很难受。而那时我的博士论文研究与写作才刚刚开始。

2003年新学期开始我先在重庆做了两周的课堂观察和学生问卷调查才回到上海。正当我准备按计划去调研的学校做第二轮课堂观察、访谈与问卷调查时，SARS在中国全面爆发。我被困在学校既不能去调研，也不能回家，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收听全国死亡和确诊病例是多少。2001年“9·11”事件发生时先生在甘肃出差，跟我打电话说，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叫我赶紧回家。而SARS爆发他出差，家都回不了，被隔离了一段时间。那时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回家，每天都有以泪洗面的时候。

所幸之前在样本学校已经收集了足够的课堂观察、学生问卷调查和访谈数据，也在全国范围内收集了教师和学生问卷调查数据，因此数据输入、分析和整理一直在有序推进。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很多学弟学妹的帮助，特别是我之前指导过的重庆大学的本科毕业生关晓仙，工作几年后在我读博期间她考入上海交大读硕士，帮我做了很多问卷输入的工作。后来晓仙转为硕博连读，导师是金艳教授，我的同门大师姐。晓仙博士毕业后到了华东师大工作，读博期间，我们俩还一起合作写过一篇文章，即：辜向东、关晓仙，2003，CET阅读测试与大学英语阅读教材易读度抽样研究[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3）：39-42。做阅读测试和教材的易读度研究我们算是比较早的。因此到目前为止此文的引用率很高。

（转自微信公众号：外语学术科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