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博——名校与名师情结（11）

文/辜向东

博士第一年很快很顺利地就过去了，我在学校的时候专心致志地学习，每逢假期，如五一、国庆和寒、暑假就回家与家人在一起。虽然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比以前少很多，但在一起的质量比原来高很多，彼此都更珍惜。先生是一个不太喜欢读书的人，但对读书人却是很敬佩的那种。在他看来读书是件很苦的事儿，因为相隔遥远，他似乎不能帮我什么，就用他的方式表达。他看我读书也不怎么花钱，每次回家就带我买新衣服，尤其是新裙子，少的时候两三条，多的时候七八条，不仅越买越多，而且越买越贵。他跟儿子说：“别看你妈妈长得不怎样，穿裙子每条都好看。”他又跟我说：“你一个人在那里，那么远，我们也帮不上忙。你就每天起来换一条新裙子，换一个愉快的心情好好读书吧。”就这样读了博士以后，我反倒成了公主一样，有好多好多的新裙子和新衣服。这当中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在我们相识的时候我告诉过他，我是上了大学才有了一条自己的裙子，而且还是姐姐穿过的。在他经济条件好些以后，给我买裙子似乎成了他的一大爱好。

然而生活不总是那样的甜蜜，每次春节回先生的老家，家里都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2002年春节先生借了一辆朋友的桑塔纳开回去。春节后我们从先生的老家返回重庆，离开不久他说没有跟他的二姐说再见，又开车返回。再回重庆的途中，在一个转弯处对面一辆桑塔纳对直朝我们撞过来，先生避让不及，两辆车都撞得稀烂。所幸两车上的人都无大碍，当时就担心我会不会有脑震荡，到医院检查说没事儿，大家也就没有在意。几个月后我发现好几颗牙齿开始松动和变色，牙科医生检查说应该是受了强大的外力撞击。唯一的解释就是那次车祸。因为我在读博士，牙齿的治疗很麻烦，没有得到及时和有效的治疗，结果自那以后牙齿就成了我身心永远的痛。我因此很长时间对先生和他的家人都有怨气，但实际上谁都没有错。

第三学期的博士学习我要开始思考博士论文的选题了。入学的时候杨老师大致表示过希望我做口语测试方面的研究。估计这也是他为什么要用接近native speaker的标准要求我发音的原因之一。我在思考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开始大量阅读国内外的期刊文献，看到一些关于大学英语教学“费时低效”的感性文章，总觉得没有依据而且有失公允。另外专著和期刊论文的输入使我那种才思泉涌的感觉不断再现，我于是写了一篇题为“追根溯源”的长长的文章发给杨老师。杨老师看后对我说，他觉得我适合做考试反拨效应类的研究，让我自己考虑是做口语测试还是反拨效应。杨老师对我的文章也给予了肯定，并进行了反馈。我修改后就直接发给了《外语界》。没过多久我接到《外语界》编辑部主任的电话，说文章可以用，但太长，建议我拆分为两篇。我于是根据编辑部的意见拆分和修改成了两篇独立的文章，即：1）辜向东，2003，让事实说话：对大学英语教学“费时低效”评论的反证[J]，《外语界》（3）：49-53；2）辜向东，2003，走出大学英语阅读技能认识上的误区[J]，《外语界》（4）：60-65。两篇文章在定稿发出去之前我都没有征求杨老师的意见，擅自地表达了对杨老师的致谢：“衷心感谢导师杨惠中教授在本研究与写作过程中的悉心指导与不断鼓励，给笔者增添了无限的学习动力和写作源泉！”结果因为这两篇文章讨论的都是有争议性的话题，被有的学者攻击，甚至有人认为是杨老师授意我进行的有针对性地反驳。那时的我和现在的我一样不谙世事，根本不懂学术与非学术圈中的规则与话语。这为我后来博士延期一年才毕业留下了隐患。

那个学期正好在交大召开了一次语言测试国际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是语言测试的反拨效应。那次会议使我确定了博士论文的选题，即做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反拨效应研究。那次会议邀请的大会主题发言嘉宾有剑桥大学外语考试部的总裁Michael Milanovic博士，还有国际语言测试界一流的语言测试学家Lyle F. Bachman教授。那时我做梦也不曾想到这两个大人物后来都成为了我学术成长中非常重要的人物：2005年9月我博士毕业半年后去了Lyle执教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他是我访学时的导师。2010年我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全额奖学金，可以自己选择访问的学校，在Lyle的强力推荐下2011年10月得以到剑桥大学外语考试部做一年的访问教授，Michael Milanovic博士成了我访学时的大老板。在访学期间他邀请我共进了几次午餐，因为他曾在香港执教和生活过八年，我们有较多共同感兴趣的学术与非学术的话题进行交流。2012年我访学结束时被他的机构应聘为学术研究顾问，合作至今。

（转自微信公众号：外语学术科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