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走出去之醒世“铭”言

——刘绍铭先生印象

文/杨全红

近年来，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话题愈谈愈热。经过学界推荐、文献调研、学者研讨、专家评议、投票确定等程序，“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及其翻译研究”成功跻身2013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笔者浅见，大陆相关研究成果中隔靴搔痒者似不在少数。“我很偏见，也很主观”（董桥先生语），本人执拗地认为，对于上述论题，部分港台学人（如林以亮、夏志清、夏济安、刘绍铭、董桥、高克毅等）也许更有发言权，因为他们既曾感知甚或参与过美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美国新闻处操控），又曾负笈英美甚或在那里从事过中国文学教学与推介。兹以刘绍铭先生为例，看看他对上述话题都有哪些“异于凡品”之醒世“铭”言。

刘绍铭（1934— ），生于香港，广东惠阳人。笔名二残、袁无名。1960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66年获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学、国立新加坡大学、夏威夷大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学贯中西，著译颇丰。著有《旧时香港》《二残游记》《曹禺论》《一炉烟火》《烟雨平生》《吃马铃薯的日子》《文字岂是东西》《文字不是东西》《文字还能感人的時代》等，译有《何索》《魔桶》《伙计》《梦中情人》《傻子金宝》《一九八四》等，参与编译《中国现代小说史》及《中国传统短篇小说集》等。

刘先生曾毫不含糊地指出：“要中国文学走入世界文学的主流，当然得通过翻译。”先生不仅这么说，也力所能及地这么做。比如，在美国执教中国文学的20年间，为了应付授课需要，他先后与夏志清、李欧梵、马幼垣和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合作，“分别出版了三本篇幅相当大的传统和现代小说英译著作”。对此，夏志清先生有嘉评如下：“刘绍铭在美国翻译推广中国文学最有贡献。虽然他是中国人，他也是‘老外’。他编译的英文版的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选集，又厚又漂亮。”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方面，刘先生不仅躬耕躬行，而且勤于思考，颇能发他人之所未发，《文字岂是东西》《烟雨平生》《蓝天作镜》等文献中即有不少真知灼见。此不妨转引其中部分观点并于必要处简作说明。如上文所述，刘先生曾明确指出：“要中国文学走入世界文学的主流，当然得通过翻译。”不过这句话还没说完，其后还有如下补充：“但这类翻译，在形式和语言上都应是凡夫俗子接受得了的。”由此可见，在先生看来，翻译乃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之不可或缺之手段，但此种翻译绝非简单地转换语言文字之所谓，而是非在形式和语言等方面下足功夫不可。

显然，刘绍铭先生心里始终装着读者。值得注意的是，以读者为本，仅注意（译文）“形式”还不够，译介内容也得讲究，恰如先生所言：“要外国读者看得下去的中国文学作品，除了文字因素外，还要讲内容。从高一点的层次说，阅读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作品，会不会增加他们对人生的了解？……根据詹纳尔（W. J. F. Jenner，译作等身的英国学者）的经验，作品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得在内容与形式上给他们一种‘与别不同’的感觉。也就是他所说的different。”这里实际已谈到翻译选材。关于这一问题，刘先生的看法似也比较“异数”，他说：“传统文学尘埃落定，本身不会有突破。……中国文学要一鸣惊人，只能求诸当代作家。”

上述二段文字主要关涉作家和译者，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刘先生有过出彩的描述：“作家是红花，旗鼓相当的译者是绿叶。有红花而无绿叶相映，只好顾影自怜。但反过来说，绿叶满枝，独不见一丝春意，也一样落寞。”值得提醒的是，在刘先生看来，中国文学要走出去，仅有“译者”配“作家”还不成，“红花绿叶配搭好后，要取得突破，还得靠出版社”。靠出版社做什么呢？刘意以为，主要靠其造势和公关。关于造势，先生认为电影不失为选项之一，并举例道：“如《红高粱》或由《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这对‘造势’或许有些帮助，虽然一般看戏的观众只看明星，很少旁及电影是从什么作品改编的。”关于公关，先生则如是申说：“作者、译者在外围的知名度，是靠与汉学毫无关系的大刊物打出来的。如《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或《纽约客》。要上他们的龙门榜，除作品本身的分量外，还得靠公关。”

刘先生以为，除开上述“铁三角”（作家、译者、出版社），“要优秀的作品受世人注意，还得靠国家争气”。此话怎讲？不妨还是来看先生自己的诠释：“如果不以成就作标准，单论气势，那富国强兵夹销的文化，锐不可当。”“英、法文化协会，德国的Goethe Institute和美国的USIS（美国新闻处）这类机构，都可以犬儒地看作帝国主义正经霸权的伸张。这种‘文化侵略’少一个钱也办不来。”“到中国国势强大，政治经济与其他国家民生息息相关时，你不看咱们的东西，你吃亏。作品水准不高？只要你能在事业上从中得到好处，就包涵包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