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翻译观助中国文化走出去

文/侯国金

摘要

中国文化真的走出去了么？中国典籍的外传不是传不传的问题，而是怎么传/译的问题。“怎么译”可分为“宏观译事”和“微观译事”。“宏观译事”主要是政府、机构、出版社等对某作品的翻译和推广的有关国际调研、洽商、组织、监管、操纵、评估、经营等具有政治和经贸意识和意义的活动；“微观译事”则指译者自己对委托人意图的把握，对原作主旨和章回及语句意义的深切领会，对双语和相应双重文化的通透贯通，以及最后的从一文字到另一文字的具体变异笔耕。“语用翻译学”就是要语用地考察大大小小的翻译问题。何为“语用”？就是关注或联系文本内外的各种语境（大小文化和大小语境），意义和意图的关系，语形、语音、语义和语效的关系，意蕴与意涵的关系，本意与寓意的关系，言语与非言语的关系，生成与推理的关系，语义与语为（以言行事，如指令、承诺、抒情、阐述、询问、宣告）的关系，语内与语外的关系，原作、原作者与受众的关系，译作、译者和译入语受众的关系，交际者与媒介的关系，等等，远远大于陈望道（1932/2010）说及修辞的“六何说”以及利奇（1981）的“五词（语用）标准”——交际者、语境、意图、推理和行为，有的分属“微观语用（学）”，有的则分属“宏观语用（学）”。有“语用翻译”能力的译者，不是拿到原作就动笔翻译，而是要通盘考察上述“宏观译事”和“微观译事”，或者说全面研究各种“语用翻译”要素。

全文正文

五千年璀璨文化的泱泱中国其传统和经典文化主要体现在文史哲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上，以孔孟圣贤之古籍为范。数千年来尤其是清朝闭关锁国的历史，以鸦片战争和甲午风云的教训而告终。经过民族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后，百废待兴的中国尝试了多次社会变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喜忧参半，悲喜交集，好不容易换来今天的经济发展和世人瞩目。如今的世界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随着政治外交的纵深拓展，体育和文艺的国际交往，国际商贸的往来，孔子学院的纷纷建立，已然兴起了不可小觑的世界范围的“汉语热”和“中国热”。

然而，中国文化真的走出去了么？这里暂且不论我国“小写文化”（做事和生活的方式）的维护、发展和外传，单说永远值得国人骄傲的古代先哲的论著和宏论所代表的我国“大写文化”（哲学、意识、民俗等）。由于今天的国人自己都没有很好地继承或吃透和运用，也由于“译事三难”、译法不当、译道不通，我国的四书五经还是没有很好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国人的一些努力，如找人翻译《诗经》《三字经》《论语》《镜花缘》《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弟子规》《四库全书》等，都是事倍功微。最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启动的包含一百多种古代汉语典籍的《大中华文库》，先从古汉语译成汉语白话文，再从白话文译成英文等多种语言。虽然翻译“作业”成绩斐然，但其相应的出版物，除了向海外的馈赠和外国的少量象征性购买以外，多半滞留于国内的图书馆高阁。例如，杨宪益夫妇所译的《红楼梦》虽然被不少人和刊物（如《中国翻译》）看好，视为“丰功伟译，万众敬仰”（谢天振，2013），颂为最真实地再现了曹雪芹和高鹗的“红文化”，却万分遗憾地很少现身于海外高校的图书馆和私人书斋。若有《红楼梦》译品，人家也多半是收藏英国翻译家霍克斯翁婿（D. Hawkes和J. Minford）的译本。

可见，中国典籍的外传不是传不传的问题，而是怎么传的问题。而怎么传说穿了就是怎么译。“怎么译”可分为“宏观译事”和“微观译事”。“宏观译事”主要是政府、机构、出版社等对某作品的翻译和推广的有关国际调研、洽商、组织、监管、操纵、评估、经营等具有政治和经贸意识和意义的活动；“微观译事”则指译者自己对委托人意图的把握，对原作主旨和章回及语句意义的深切领会，对双语和相应双重文化的通透贯通，以及最后的从一文字到另一文字的具体变异笔耕。换言之，“怎么译”不是一个人的事，一部作品的翻译和外传是否成功，决定于宏观和微观译事的“两锤定音”，而非一蹴而就。上述诸多汉语典籍的翻译和传播其低效之症结亦在于此，即仅仅迈出且止于文字处理的“第二道坎”。非文字工作本身却与此相关的“宏观译事”，汉典外译的天然屏障，是译者试图而终究没能逾越的“第一道坎”。

考虑到英语国家尤其是英美的世界地位，及其相应英语语言的“国际普通话”地位，所谓汉典外译，默认的解读就是中国书籍的英译，输送到英美国家去，让更多的英美人阅读并借此了解我国的“（大写）文化”。若成功就有可能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而正因为上述因由，“外译”是大而弱的文化向小而强的文化方向的有标记文化传播，跟相反的“内译”，即一两百年来严复、傅雷、朱生豪、梁实秋、冰心、江枫、袁可嘉、杨德豫、梁宗岱、张禹九等中国双语人把数以千计的英语文献翻译到汉语和中国相比较，不可同日而语。后者是强文化译向弱文化，是强文化的强势强加，也是弱文化燃眉急需，就算是翻译得不对、不好、不巧，几乎都可以完好地“疯传”。以误译闻名的林纾之译作就是一例。反过来，前者是弱文化译向强文化，不是两种文化的急需，而我方想当然地以为对方需要，于是往往遭遇对方的推三阻四。就算翻译得很对、很好、很巧，几乎也没人购买。上述杨译《红楼梦》就是一例。

若要改变汉籍英译的僵局，就要改“我要译”为“要我译”。倘若“宏观译事”做得好，并让外国出版商来组织翻译人马，情况就必然迥异。闻名遐迩的英国企鹅出版社（Penguin）和法国瑟伊出版社（Seuil），以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莫言，委托美国“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葛浩文（H. Goldblatt）和著名法国汉学家兼“中国文学通”尚德兰女士（C. C. Andro）翻译莫言之小说《红高粱》等，不仅使得其小说传播全球，还成就了莫言乃至中国的文学诺贝尔奖。葛浩文回忆说，莫言授权他翻译时就无比信任地说，“那已经不是我的小说了，是你的”（人民网“环球人物”，2013.3.22）。试想莫言抑或一名无名小卒的小说若由我国一家地方出版社委托一名中学英语老师翻译，结果又当如何？我国的中青年作家中卓有成就者有近百人，他们的作品怎么就走不出去？这不是他们的错，关系到宏观的译事和微观的译事。至于萧军、萧红、贾平凹、刘恒、苏童、王朔、莫言、阿来等，其作品被葛浩文等翻译过，主要因为宏观译事的不给力而欠成功。

单说译者之责，也只能说“译事非易事”。从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和玄奘大师的“五不翻”，到清末时期严复的“信达雅”，还有“解放后”傅雷的“神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说”，以及舶来译论，如奈达（E. Nida，1964等）的“动态等效论”，纽马克（P. Newmark，1988等） 的“通达—语义论”或“关联翻译法”，韦伯（D. Webber，2005等）的“强弱交际论”等等，人们对翻译，即何为翻译的本体论研究，以及具体词句移译的种种技巧，可谓百舸争流，难分胜负。翻译研究先后实现了哲学转向、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眼下如火如荼的翻译研究的“文化派”更多的关注翻译活动的文化（传播）性，也即，翻译就是（为了）文化传播。翻译者除了熟练掌握两种语言和翻译技巧，还要精通相应的两种文化的异同，此外，还要理解和尽可能保值地再现作者的语篇主旨、语篇风格、语句意图、词句风格、积极和消极修辞风格。假如根据勒菲弗尔（A. Lefevere）、巴斯奈特（S. Bassnett）、谢天振、王东风、王宁等“文化派”论者的观点，翻译一篇文本必须做出牺牲，此时就只能“丢卒保车”。比较而言，形式是“卒”，意义是“车”。“得意忘形”就是此意。假如字面意义是“卒”，寓意（联想意义、引申意义、隐喻意义）就是“车”。假如意义是“卒”，意图就是“车”。再假如这一切都有悖译入语文化以及译作在该文化中的有效传播，那么它们都是“卒”，译入语文化则是“车”。在“文化派”看来，杨译较失败，霍译较成功。同样，诸多古籍的英译是惨败，莫言作品的英译则是辉煌。失败和成功其实仅为咫尺之遥，关键看你是否“丢卒保车”了，或者说，看你是否认清了何为“卒”又何为“车”。书案边的译者，往往因为没能逾越“第一道坎”而囿于形式的“卒阵”导致不能自拔，这是“认卒作车”。更多的情况是裹足于词义和语义的“八卦阵”，这也是“认卒作车”，至少是“认象作马”，“认马作车”，“认小车作大车”。《红楼梦》译者之一戴乃迭（杨宪益的夫人）读到霍译本后，承认杨译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的“掣肘”大概只能算是“逐字对照文本”。与此相反，越过“第一道坎”的霍译翻过“第二道坎”时自然身轻如燕，翁婿二人以“面粉、面包”（flour，bread）取代“大米（饭）”（rice），以“盘、碟”（dish）代替“饭碗”（bowl），以“长柄锅”（saucepan）顶替“平锅”（pan）。放开手脚的霍译达到了大胆“归化”即英美化那些过于汉化或饱蘸中国文化的言辞内容，自由增删，臻于钱氏之“化境”。戴乃迭还赞扬过葛浩文的英译作品“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人民网》，同上），大抵也是一样的化境吧。

就修辞（格）而言，难译者有析字、隐喻、转喻、仿拟、拈连、轭配、汤姆诙谐、双关等，笔者曾撰文论述过后五种辞格的翻译，提出了旨在取效（而非达意）的变通译法。就构式和语句而言，最难翻译的莫过于文艺作品的标题。因为公认的“名不正言不顺”，作者也罢，译者也罢，都希冀“一名惊人、以名惊人”。康志洪、李群、葛勇、何自然、虞建华、杨全红等人都有过论述。老子的道家经典《道德经》其题目目前有五种译法：Tao Te Ching；Tao The King；Dao De Jing；The Classic of the Virtue of Taoism；On Morals。清朝作家蒲松龄的小说《聊斋志异》的小说名也有五种英译：Liao Chai Chih Yi；Chinese Ghost and Love Stories；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The Chinese Fair Book；A Legendary Record in Self-Diversion Study。这里至少展现了直译（字译）和意译（臆译）之争，原作（文化）中心论和译入语（文化）中心论之争。笔者曾提出作品名翻译的“关联省力语效原则”及其相应的具体译法。照此看来，美国诗人蔡辛（Helen Chasin）的一首英诗“The Word Plum”其标题应译为“‘葡萄’这个词 ”，若翻译成“李子/杏子”，全诗的文字游戏就荡然无存了。

其实“文化派”译观，除却其过激言行，其合理本质大致属于新兴的“语用翻译学”。“语用翻译学”就是要语用地考察大大小小的翻译问题。何为“语用”？就是关注或联系文本内外的各种语境（大小文化和大小语境），意义和意图的关系，语形、语音、语义和语效的关系，意蕴与意涵的关系，本意与寓意的关系，言语与非言语的关系，生成与推理的关系，语义与语为（以言行事，如指令、承诺、抒情、阐述、询问、宣告）的关系，语内与语外的关系，原作、原作者与受众的关系，译作、译者和译入语受众的关系，交际者与媒介的关系，等等，远远大于陈望道（1932/2010）说及修辞的“六何说”——何故、何事、何人、何地、何时、何如（说话方式），以及利奇（G. Leech，1981）的“五词（语用）标准”——交际者、语境、意图、推理和行为，有的分属“微观语用（学）”，有的则分属“宏观语用（学）”。有“语用翻译”能力的译者，不是拿到原作就动笔翻译，而是要通盘考察上述“宏观译事”和“微观译事”，或者说全面研究各种“语用翻译”要素。诚如此，中国政通人和，国力大增，世人更加瞩目，英美民众需要中国文化的食粮，中外出版公司组织得力，译员德才兼备，具有极高的“语用翻译（学）”能力，该丢“卒”就丢“卒”，该保“车”就保“车”，在同和异之间彳亍，在可译与不可译之间徜徉，在译入和译出之间驰骋，博弈于“译、意、易、异、抑、移、轶、艺、怡、懿、逸、弈、疑、噫”之间——有时“得意忘形”（意），有时抑己立异（抑、异），时而生疑噫叹（疑、噫），时而怡情于译（怡、轶、懿、逸、弈）。

我们希望更多的世人希望更深入地了解和理解中国文化，而其仰仗的手段唯有翻译。不论持何种译观，译者若能精通英汉双语并脚踩英汉两条“文化船”，更语用地考察翻译的诸多因素，虽是“戴着镣铐跳舞”的“创造性叛逆”，还是能够以译笔使人口最众的英汉民族之间的“后巴别塔（时期的）”沟通畅通无碍，回到“前巴别塔”的始源状态。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3月23日“语言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