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格花径和花径辞格

 

文/侯国金

 

提要：从语用修辞视角考察了作为“语用花（园路）径”的修辞格。既把语用花径当作修辞手法，又把拈连、轭配、突降等二十多种辞格当作语用花径。人们使用这些辞格（花径构式）旨在通过构式2使得构式1预读受阻从而再思，以期获得正读即构式3的构式义尤其是构式效。除了具体辞格的花径构式效的细微差异，都有某种“啊哈效应”。

 

关键词：语用花径；构式；辞格；正读；构式效

 

Abstract: The paper is a pragma-rhetorical study rhetorical devices that can be used as garden path phenomena (GPP). I treat GPP as a rhetorical device and more than twenty rhetorical devices like syllepsis, zeugma, anti-climax as GPP, maintaining that people use such devices (GPP constructions) in such a way as to cause a block in pre-reading of C (onstruction)1 by means of C2, to be re-thought and re-read for the generation of C3 with a constructional meaning and more significantly a constructional effect. If varied concrete GPP-rhetorical construct (ion)s vary in shades of effects, they share the Aha Effect.

 

Keywords: pragmatic garden path; construction; rhetorical device; correct reading; constructional effect

 

1. 引言

 

人类利用歧义能够生成的幽默语句之一是被人忽视的“花园路径”（garden path，简称“花径/GP”），这种语句/现象就叫“花园路径句/现象”（garden path sentence/phenomenon，简称“花径句/现象，GPS/GPP”）。Yamaguchi（1988）的定义是：“语境存在潜在的歧义，有第一和第二两种解读方法，前一种读法在该笑话的最后被后一种所替代”（译文转自陈海叶，2003）。再根据晏小琴（2008），“花园路径句”是一种“暂时的句法歧义句，是故意违反人们已经习惯的语法、语义和逻辑知识，省掉某些必要成分或标点符号而产生的特殊的歧义现象”。

 

（1）The old man the boat.（改自http://en.wikipedia.org/wiki/Garden_path_sentence）

 

（2）老王就这样也死了一盆月季。[ = 1 \* GB3 \* MERGEFORMAT ①]

 

请看例（1），受众（读者或听者）一开始以为前三个单词是NP构式，表示“那个老头”，可看/听到末尾的NP时，发现缺乏谓语动词，于是推倒重来，只能让man担当谓语动词，并表“驾驭、掌舵”之义。同样，例（2）的受众优先把“老王死了”当作（不及物的）“主谓构式”处理，即“NP死了”，待“一盆月季”出现时才觉察有误，只能推翻前一解读，而改作及物动词（即带宾语）的“主谓补构式”解读：“NP1+死了+NP2”（比较“她三岁死了娘”）。

 

对GPP的研究是从单纯的心理语言学方法开始的，继而开辟了语法分析途径。GPP的研究肇始于Bever（1970）的“标准图式级差体系”。后来得到Kimball（1973，1975）的“七项句法分析原则”以及Frazier & Rayner（1982）的“迟关闭原则”、“最少节点挂靠原则”等的大力补充。语法分析途径有Pritchett（1988）的“θ-挂靠原则”，以及Sturt & Crocker（1996，1997）的“主位单向模式”。Kimball（1973，1975）的“两句子原则”、“右结合原则”和“尽早关闭原则”等，算半心理半句法的方法。其中以Pritchett 的“θ-挂靠原则”的解释力最强。如果说它有什么不足，那么其局限性在Sturt & Crocker的“主位单向模式”（不乏灵活性，语出蒋祖康，2000）那里得到了弥补。从心理语言学的方法到语法分析方法，可以说是进步，也可以说是退步。蒋祖康（2000）建议“今后的研究方向应以语法分析为核心，并结合心理语言分析”。本世纪又有人回头进行心理语言学的实证研究，如Christianson et al.（2001），Kaschak & Glenberg（2004），van Gompel et al.（2006），Sturt（2007）等。他们对GPP解读过程中的误读逗留，对副语言特征（如停顿、噪音等）对GPP解读的影响，对含有“交互动词”的语句能否形成GPP以及解读的难易度等，都有来自ERP实验的报告，具有一定的启发价值。外国最近的研究是Dynel（2009）的泛语用花径尝试。

 

本文从语用修辞学视角讨论一些修辞格的普遍花径（属）性。我们认为，有很多修辞格具有或多或少的花径属性。

 

2. 辞格花径

 

考虑到花径的语用性（pragmaticity），我们倾向于把各种花径现象统称为“语用花径”（PGPP）：“语用花径”指“在语者较高幽默（元语用）意识的驱动下生成的，具有某种语用歧义，受众的预读受阻从而再思以求正读即攫取良构的构式义和幽默的构式效的现象”（侯国金、冯梅，即出）。语用属性较强者是无标记语用花径，其他为有标记语用花径。我们把花径当作“花径构式”（GPP construction，由两个分构式构成），那么，构式1是花径的基础，受众对其进行预读。构式2使得预读局部受阻，为了满足整个花径构式的良构性（合乎语法规范并且具有能接受的构式义），受众必须推倒重来即再思，再思的结果是正读，即形成更好（够好）的新构式（构式3）。因此，构式2是花径构式的花径幽默触发器，不可或缺。图示如下（同上）：

 

{ * [构式1            （构式2） ]         ＞     [构式3]}

 

（3）语用花径  基础（预读）  触发器（受阻） （再思）  正读

 

人们舍弃普通表达式，而花费更多更大的心力（对言者和受众都是如此），是为了生成或获得更多更大的语效或构式效。例（1）的构式1为“The old man”，预读是“那个老头”。构式2是“the boat”，该名词短语使得受众的预读受阻，再思的正读为，把man理解为及物动词，否则整个构式为非良构构式。正读的构式义为“老者驾船”，构式效是这种预读后的否定，外加再思正读的“啊哈效应”（Aha effect）或顿悟效果，外加少许双关的效果[②]，以及为船只和人员安全担忧的效果。例（2）的情形大致如此。构式1是“老王（就这样也）死了”，构式2是“一盆月季”。构式2推翻了受众对构式1的预读，正读结果是“（不是老王死了而是）老王的一盆月季死了”，类似于上例的“啊哈效应”以及“（老王爱花如人，花死后）很伤心”的构式效。汉语构式“NP1+死了+NP2”的两个NP必须关系紧密，NP2的死对NP1是惨重的损失，否则不具有良构性。比较*“老王死了侄儿/老同学/老表的岳丈/一棵葱”。

 

语用花径是一种构式（手法），也是一种语用手段，还是一种有趣的修辞方式。因此，语用花径可望取得的效果，除了具体花径构式（例子或语式（construct））的效果之细微差异，都有某种可统称为“语用修辞效果”的“啊哈效应”。

 

除却“修辞/rhetoric”的“巧辩、虚夸、辞令”等“不光彩”或不吉利的名声（胡曙中，2011：1），“修辞”广义上囊括了写作和演讲的种种技巧，狭义上专指研究和包括修辞格（rhetorical devices）或修辞手法的修辞学。作为学科的修辞学，论其本体（论），要研究的是人类互相影响的方法、人与语言的关系、语言和修辞的关系、修辞与现实和历史的关系等（同上：3页）。从后现代主义把一切进行符号化、话语化、修辞化的倾向来看，修辞学（从方法论上看）还要研究“一切文化形式”，包括“大众传媒形式”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同上）。根据吴礼权（2012：1），修辞是“表达者（说写者）为了达到特定的交际目标而应合题旨情境，对语言进行调配以期收到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的一种有意识的、积极的语言活动”。

 

笔者考察的语用花径就是一种文化形式（当然也是语言、符号、传媒、思维、修辞方式），而且和吴先生的“修辞”定义有多处暗合：首先，笔者的“语者”就是他的“表达者（说写者）”。其次，笔者的“较高幽默（元语用）意识的驱动”就是他的“有意识的、积极的语言活动”。再次，笔者的“幽默的构式效”就是他的“达到特定的交际目标，以期收到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笔者的利用“某种语用歧义”，致使“受众的预读受阻从而再思以求正读”就是他的“对语言进行调配”。语用学和修辞学，或者说，语用和修辞，两者的关系可见一斑。

 

3. 花径辞格

 

3.1 花径辞格概述

 

人类表达自己有多种多样的方法，其中包括意在效果（而非达意）的修辞手法。这种效果囊括在“语用修辞效果”一词之中，因为虽然语用和修辞具有差异，但语用效果就是一种修辞效果，修辞效果也是一种语用效果。英国语用学家Leech（1983）在进行礼貌的语用学研究时，就把人类的修辞分为“篇章修辞”（textual rhetoric）和“人际修辞”（interpersonal rhetoric）。前者是语言或言语方面的修辞手段（包括狭义的修辞格、间接命令、语用模糊等），后者是非言语（行为）方面的修辞手段（包括态度热情、招待客人的慷慨、服务上的礼让等）。本文研究的语用花径既是语用现象，又是修辞现象，因此，这里姑且忽略语用和修辞的界限。

 

不论其间差异，所有的语用花径都要运用歧义。歧义本身既是语义现象，也是语用修辞现象。也即，有意识使用的歧义就是辞格，我们是有意识地（策划）而非“误打误撞”地运用各种歧义以便攫取某种语用修辞效果的。如：

 

（4）（《甄嬛传》某集，苏公公对甄嬛（贵人）和安陵容（答应）说）“娘娘请留步，安答应请留步。皇上有请（停顿）安答应。”

 

（5）（电影《安丘儿女》里，抗日队伍的领导和部下的对话）

 

领导1：我家有两个女人在想着我。

部下1：两个？

领导2：我娘，我妹妹。

 

（6）（2015年1月4日19点，CCTV-7“阳光大道”节目，那威对观众宣布结果）“我宣布，第一组晋级的，是王立国！第二组晋级的，由博林老师宣布！”

 

在例（4）中，“皇上有请（NP）”的NP具有“承前省”性质（指前面说及之两人），除非另有说明。由于此时的甄嬛受宠，而安陵容还默默无闻，有请甄嬛更为关联，但苏培盛却说有请的是安答应。该例巧妙之处在于“有请”后的词汇句法歧义，而该歧义的关键在于停顿（修辞学的“顿跌”）。例（5）中的领导1（下标表示话轮，下同）说的“两个女人”属词汇歧义，是两个女性（而已）还是两个太太？但更关联的解读是后者，而它被领导2取消了。例（6）本是由老演员那威宣布所有的比赛结果，而他在宣布第一组结果后，以同样的宣布腔调说了“第二组晋级的”，却没有宣布结果本身，而是告诉观众由在场的相声演员博林宣布。也就是说，关联（期待）的是宣告类语力，却体现为阐述类（传达消息）和指令类（中的请求类，即请求帮忙）。此乃语用歧义。

 

另外，有趣的是，正如很多修辞手法具有或多或少的隐喻性（metaphoricalness）（参见侯国金，2008：35），同样，不少修辞格具有或多或少的语用花径特点。这里不讨论作为辞格的语用花径，而是考察具有花径性的二十二个辞格：拈连、轭配、急收、突降、舛互、避实、会意、假悖、离合、奇出、歧疑、巧错、趣释、算式、通感、析字、移嫁、移就、移时、移形、移意、异算（参见侯国金、冯梅，即出）。

 

3.2 花径辞格例析

 

下面采用先例证后浅析的方式简略阐释上述二十多个辞格的语用花径特点。

 

（7）这一套，不但汪精卫，严重的就是还有很多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战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唱双簧，有些装红白脸。（毛泽东：《反对投降活动》）

这是“拈连”，指的是有意使用某个词和两个以上词语搭配时，虽然分开搭配没有异常，但合在一处显得牵强的“顺水推舟”[③]修辞手法。“有拈引、拈基和拈缀，三者不可或缺”（侯国金，2011）。有常式拈连（拈连词在本体前，拈体在后）和变式拈连（倒式、略式），有时类似于“轭配、多饰、换义、接续、牵带、同饰、移就、异类”。轭配的两个搭配只有一个是正确的，另一个为不正确，属于姑且借用。“两三个搭配不能都是良构性搭配（否则就是拈连或正常搭配的并置）”（侯国金，2012）。请注意，由于隐喻性，有的不合适搭配也获得了临时的合适性。除了“张精卫、李精卫”（构式2），其余是构式1（a,b,c…），构式2使得构式1预读受阻。再思的正读其一为“汪精卫”这里不做人名解，要做“大汉奸”解。其二是其构式效为拈连、演绎、举一反三的新颖性和“啊哈效应”。请比较：

 

（8）到了中午，特尔宾夫人身子和脾气都起来了，和服和架子都穿上了，然后开始煮饭和咖啡。（侯国金，2012）

 

（9）淅淅沥沥的秋雨敲打着窗户，也敲打着我的心。（谭学纯等（2010）的《汉语修辞格大辞典》，下称《大辞典》，170页）

 

例（8）第一组搭配是拈连，第二组是轭配，第三组是拈连。例（9）“也敲打着我的心”属于隐喻，隐喻性使得不合适的搭配具有些许良构性，属于拈连。假如受众觉得牵强，那就属于轭配。

 

（10）三个人才见了，不及说话。刚擦着，猛听黛玉直声叫道：“宝玉！宝玉！你好……”说到“好”字，便浑身冷汗，不作声了。（曹雪芹，《红楼梦》98回）

 

（11）此乃“急收”，就是故意中断语流而言及他物，类似于“跳脱、断续、岔断、突接、留白、承转、移嫁”等。言说的话语是构式1，“收住”的话语是构式2（往往有“急刹车”的标志，书面语体现为省略号或破折号），构式2使得构式1局部受阻，正读为，黛玉在生命弥留之际欲言又止，此处的急收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因为是急收于“心力交瘁”和“幽怨、悲凉和愤懑”等（《大辞典》，225页）。其构式效为欲言又止，欲罢不能，以及欲说内容存在多种可能的语义模糊的语用修辞效果。

 

（12）If you’re not holding a credit card, you’ll have to watch your man run the full range of human emotions from A to ...well B.（《新标准大学英语综合教程》第一册，外研社，2008：77；课文题目是How to Shop with Your Boyfriend）

 

此乃“突降”，指说话时一个一个地顺势往上往前推进而突然跌入深谷的修辞手法，如例前面的内容全部是构式1，末尾的“...well B”是构式2，使得构式1受阻，“run the full range of human emotions”意味着很多项，可以是“from A to Z”，但是作者却说“from A to ...well B”，那么上述的full不能算full，正读的构式义是“假如你手中不拿着信用卡，你就得眼睁睁的看着男友的情绪从高峰跌倒高谷”。其构式效为与层进相反的出人所料的新颖性和“啊哈效应”。

 

（13）夜幕下的田野万籁俱寂，偶尔有几声蛙鸣。（《大辞典》，27页）

 

此为“舛互”，指全部肯定后又部分否定，后者相反。也叫“特选、提独”，类似于“矛盾、抑扬、映衬、逻辑病句”。前一句是构式1，后一句是构式2，使得前者预读受阻，正读为，“除了偶尔有几声蛙鸣，夜幕下的田野基本上是万籁俱寂的”（构式3和构式义），构式效为先抑后扬、先否定后肯定、前后对比、留有余地的语用修辞效果。

 

（14）（电视剧《大汉天子》某集，汉武帝刘彻下诏用宰相之礼厚葬“汗血马”，要群臣每人写份奏章，大将军卫青听说后一开始拒绝写奏本，后被逼无奈只好在奏本中写下了）“马厩失火，孔子问人不问马。”

 

这是“避实”，专指“说话者避开眼前实在的人、事、物，而借用其他的人、事、物或者历史典故等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的一种修辞方式”，避实就虚，避此就彼，指桑骂槐，借古喻今，有时等同于“避讳、变文、借代、婉曲”等（《大辞典》，7-8页）。避实接近于“旁敲”（见《大辞典》，177页）。该例中卫青巧妙地借用孔圣人贵人贱畜的思想间接地表达了对诏书的批评，收到较好效果。这是语用花径，我们把卫青的这句避实语句当作构式1，而把很多人的内容雷同的违心奏本当作构式2，那么，作为读者的皇上对构式1的预读就会受阻，再思所得的正读是，构式3即“古圣人教导后人，‘马厩失火，问人不问马’”，隐含了“（那么）我如此贵畜贱人是荒谬的”，以及历史典故的婉约美和“啊哈语效”。

 

（15）以“金木水土”来打一字（谜）。

 

这就是“会意”，指“通过联想、推断、谐音等手法来挖掘出字里行间所潜藏的真意的一种修辞方式”，有时接近“藏词”（《大辞典》，122页）。对于受众来说，它就是构式1，它所在（且能恢复）的词组构式“金木水火土”则是构式2，构式2使得前者的预读受阻。再思的正读是构式3：“金木水火土”里面缺少“火”，那么其构式义就是“炒”或“炊”，构式效是曲折迂回的思维和“啊哈效应”。

 

（16）老先生留下来的传统相声总共有一千多段，经过我们演员这些年不断的努力吧，到现在基本上已经失传了。（郭德纲的某相声，引处同上，126页）

 

这是“假悖”，指“有意作违反矛盾律的表达的一种修辞方式”（同上）。前面的多数语词是构式1，动词构式“失传”是构式2，使得前者的预读受阻。再思的正读是构式3：“虽然……，还是失传了”（也是构式义），其构式效是曲折迂回的思维（事与愿违、努力不够、我等有罪）和“啊哈效应”。该例也是“突降”花径（比较无标记的“……不仅保存了下来，还增加到一万多段了”）。

 

（17）女口果人尔能看日月白这段言舌，那言兑日月人尔白勺目艮目青有严重白勺散光（网络论坛上的网友签名，《大辞典》，151页）

 

此乃“离合”，是“将固定词语拆开，放在不同的小句中，增强语篇游戏性的一种修辞手法”（同上）。这句话中受众似乎能懂的词语相加是构式1，增加（更多）似乎难懂的词语是构式2，构式1的预读严重受阻，为了让构式2和构式1互洽（产生良构性），受众理应再思，正读（构式3及其构式义）为“如果你能看明白这段话，那说明你的眼睛有严重的散光”。该网民依靠拆字造成阅读障碍，也让有耐心并付出足够心力的受众收获了一份构式效即“原来如此”的“啊哈效应”。

 

（18）（改自《大辞典》，182页）：

 

子1：爸爸，你最近桃子不太好，可要改一改哟！

父1：什么桃子不太好？

子2：“桃子”的英语叫什么？

父2：叫peach。

子3：对了，peach就是“脾气”，“桃子不太好”就是“脾气不太好”啊！

 

这是“奇出”，是“先提出一种奇异的说法，制造一种悬念，然后再作新颖、巧妙的解释，破疑释难”的修辞方式（同上）。子1的多数词语构成构式1，“桃子”二字是构式2，使得构式1的预读受阻。再思的正读是，如子3所说，“爸爸，你最近脾气不太好，可要改一改哟！”（构式3及其构式义），构式效则是儿子间接批评父亲的婉约美、“啊哈效应”和生活情趣。注意该例花径的互动性，也即此花径生成于双方的言语互动（侯国金、冯梅，即出）。

 

（19）真想和你离开这个俗世，去一个青山碧水的地方幽居，那里只有我和你，房前是一片翠缈的草地，没事的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温柔地看着你——吃草。（手机短信，《大辞典》，184页）

 

这是“歧疑”，指省略关键部分以造成误解或疑问，然后补充说明，也称之为“设误、设歧、略补”，有对话式歧疑和叙述式歧疑两种。前者具有互动性。前面大部分构成构式1，“吃草”是构式2，使得构式1的预读受阻。再思的正读是，受众“你”是牛（兔/羊）。构式3是恢复并增加受众“你”的真实身份，即“牛/兔/羊儿啊！……”，显然这也不能满足该例语者的达意要求。其实达意（错误地指人为牛）并非语者的语用目的，关键在于构式效：调侃好友的奇效和“啊哈效应”。

 

（20）天冷了，给你寄了件大衣，邮局说太重，我就把扣儿铰下来放口袋里了。（郭德纲的某相声，引处同上，189页）

 

此乃“巧错”，指“为制造喜剧效果而巧妙地将事理说错或做错”的修辞方式（《大辞典》，189页），和错夸和巧缀类似。前三句是构式1，最后一句是构式2，使得构式1的预读受阻。再思的正读是，“……为了使之不超重，除去了多余的东西”，当然这不一定是真的，言者这么说是谎言（达意），其含义是“你以为我傻傻地……其实不是的，我只是想念你”，而关键是构式效：调侃亲人/情人的幽默和“啊哈效应”。

 

（21）钱，不是虚词，不是副词，而是实实在在的名词。（转引同上，195页）

 

此为“趣释”，指“对词语进行偏离自然语义的个人化解释”，也叫“衍释”，类似于“别解、博喻”。这是三个（连环）花径。判断句不论肯定还是否定，前后应具有可比性，而花径1的“钱，不是虚词”就不是良构性判断，“虚词、副词、名词”先后使得“钱是……”受阻。（累计）正读（构式义）是“钱不是虚（拟）的，不是用来充门面的，而是生活中必需的东西”，其（累计）构式效则是语法隐喻的乐趣、生活哲理共鸣和“啊哈效应”。

 

（22）你是我们必需的蛋白质=笨蛋+白痴+神经质（改自《大辞典》，220页）

 

这是“算式/借用”，指有意借用数学运算形式来表示复杂语义关系的修辞手法，有“A+B=C式”，“A=B+C+D+…式”，“A=B(=C)式”，“A＞B式”或“A＜B式”，以及其他（特殊）算式（同上）。这句话的“蛋白质”是构式1，填充好了的“A=B+C+D+……式”是构式2，使得构式1预读受阻，正读的构式（义）是，如等式所示的有悖常理的说法，以及“我们可以把……这三个词合起来缩略为‘蛋白质’”“笨蛋等于白痴、愚笨的人往往神经质”等。而关键是其构式效：网民的网络方言的入时风格和新颖别致的“啊哈效应”。

 

（23）突然是绿茸茸的草坂，像一支充满幽情的乐曲。（刘白羽，《长江三日》，引处同上，226页）

 

此乃“通感”，就是把一种感官的感受转移到另一个感官上。 “……像X”是构式1，“……乐曲”是构式2，使得构式1的预读受阻。所见不是所闻，本不能相提并论。这里的相提并论产生的花径，其构式是通感隐喻，构式义为“……犹如能够听得到的乐曲”，构式效为通感隐喻的新颖性和“啊哈/顿悟性”。

 

（24）闲看门中月，思耕心上田。（同上，244页）

 

此为“析字”辞格，指对词语进行零部件的离析、合取、增添、减损等，使字形和语义有一定的关联性。也叫“拆字、字喻、析词”等（同上）。该例是对联，有两个花径。第一个花径：“闲看X”是构式1，“门中月”是构式2。第二个花径：“思耕Y”是构式1，“心上田”是构式2。都是构式2使得构式1的预读受阻，“门中月”不是那么容易“闲看”得到的，“心上田”岂是人人能“思耕”的？构式3即正读为隐喻的“看/耕”。不仅表达了“有空时看看月亮，真想过上农家生活”的语义，关键在于其构式效：“偷闲赏月，思耕归农”的田园诗情怀，外加文字游戏的奇趣和“啊哈效应”。

 

（25）周萍：你是谁？

 

鲁妈：我是你的——你打的这个人的妈。

 

该例（出自曹禺，《雷雨》）是“移嫁”，指言者为了掩饰本意而把未说完的话岔断的修辞方式，也叫“岔转”，有谐音和顺意移嫁两种，类似于“急收、跳脱”（《大辞典》，257页）。鲁妈责问周萍为什么打鲁大海，周萍反问她是谁。鲁妈差点不小心说出真相（“我是你妈”），于是移嫁到鲁大海身上，即“你打的这个人（的妈）”。这是“顺意移嫁”。“我是X”是构式1，“你的Y”是构式2，使前者预读受阻：周萍怎么也不会理解他和鲁妈会有什么瓜葛。后面的补救是把人从花径中带到正途即正读，构式义是“（虽然）我是鲁大海的妈”，隐含了“（其实）我跟你有关系”，其构式效为“难言之隐”和“啊哈效应”（不过，此时周萍的“啊哈”顿悟其实还不是最终的明白）。

 

（26）然而悲惨的皱纹，却也从他的眉头和嘴角出现。（鲁迅，《铸剑》）

 

此乃“移就”辞格，指“把本来适合描写甲事物性状的词语移来描写乙事物性状”的修辞手法，也叫“移用、移状、迁德”等，有“移人就物、移物就人、移情就行”等次类，有时类似于“变文、拟人、拈连、通感、移情、异类”等（同上，259-60页）。“悲惨的X……”是构式1，“皱纹”是构式2，使得构式1的预读受阻。正读构式义是，“悲惨的”所悲者其实是铸剑者的生活或处境，例中如此一说，好像连他的身体部位也染上了悲惨的色彩；构式效是跨类修饰的新颖和“啊哈效应”。

 

（27）潘金莲朝武松放电，武松装作接收不灵。（引处同上，261页）

 

这是“移时”，指“把事物和表述事物的时代话语‘张冠李戴’地串联起来，或把不同时代的事物超时代地串联起来”的修辞手法。如此串联的可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话语、事物或人物存在某种关系，因此也类似于戏拟（同上：262页）。例如有两个花径。单说第一个，“潘金莲朝武松VP”是构式1，该VP体现为“放电”则为构式2，构式1的预读局部受阻，正读为“她朝他示好”（构式义），以及“女追男、红杏出墙、（具有现代性的）浪漫风骚”和跨时代联想的（啊哈）构式效。后一花径也是如此，分析从略。

 

（28）长长长长长长长

长长长长长长长

 

这是“移形”辞格，指连续使用若干个同形异音也异义的字词的修辞手法，类似于“异义”。例如古人的某副对联（同上，262页）即例（27）是两个花径。单说第一个，似乎可解的“长长”是构式1，更多的“长……”排列是构式2，使得构式1预读受阻，再思的路线是念出不同的音，尽量使之具有语义性（semanticity），正读的读法为“cháng zhǎng cháng zhǎng cháng cháng zhǎng”，意思是祝愿这家人的事业或命运不断上涨，长久上涨。下联花径也是如此，而且还要避开上联的念法。正读为“zhǎng cháng zhǎng cháng zhǎng zhǎng cháng”，也即把上联的每个词组颠倒过来，希望这家的事业或命运久长深远，要增长到长远昌盛的程度，而且永不中断。该对子的构式效自然是移形的新颖性和“啊哈效应”。

 

（29）昨晚做的菜真的不赖，今晚再做两个情人喜欢的。（改自《大辞典》，264页）

 

此乃“移意”，指“利用话语语音、语义或结构的多义性，说出容易引起误解的话语，致使接受者偏离原义，构成笑话的一种修辞方式”（同上，263页），类似于别解、巧缀、双关、误解。“……再做两个X”是构式1，这里的X有菜肴的语义倾向，但构式2（“情人（喜欢的）”）使其预读受阻——歧义：两个情人都喜欢的菜？还是一个情人喜欢的两个菜？正读为，“……再做两个好菜，为情人做”，构式效为“啊哈效应”的幽默。

 

（30）我给你开个“药方”，保证有效的。50%的热情，50%的忍耐，0%的傲慢、冷淡、粗心、自以为是，涂抹患处。每天送上玫瑰花五朵，持续三天。

（改自《大辞典》，267页）

 

这是“异算”，指“利用数学中诸如演算公式、有关定律等来说明某些事理的修辞方式”（同上）。前两句是构式1，数字化的“药方”是构式2，使得构式1的预读受阻。正读为，“（改善夫妻关系的方法是）热情加忍耐，千万不可傲慢……，偶尔浪漫地送玫瑰”（构式3（=构式义））。构式效为数字化的科学外加医学比拟的幽默。

 

4. 讨论

 

上文（3.1）说到，不少辞格“或多或少”具有花径属性。从上面的例析可见，首先，对于辞格而言，花径属性只是一个程度（多寡）问题，不是有无问题。因此，还有一些辞格，如“旁敲、悬念、易色、异义、比兴、示属、示姓、谲辞、多饰、换义、接续、牵带、同饰、婉曲、避讳、否定、易代、易字、回文、隐喻、转喻”等，也有花径（属）性。但是，因篇幅所限，也因为它们可能和已经例析的辞格有相似之处（在一些方面类似于前面阐述过的辞格，如“移就、变文、拟人、移情、曲指、通感、算式、趣释、歧疑、会意、避实、拈连、轭配、异类”等），我们无法面面俱到。其次，上文例析中所说的构式1-3，这只是笔者之所见，不同的受众或解读者对何为构式1-3，也许会存在些许差异。所幸我们的共识是，它们都包含语用性、花径性和修辞性，也即，符合上述语用花径的定义，并可望取得一定的语用修辞效果，而且该效果是构式2使得构式1预读受阻，受众再思取得正读，而正读是构式3的构式本身、构式义和构式效的“三位一体”。具体例句（构式）的构式效会有些差异，但总体上的“啊哈效应”是不变的。关于更多的辞格是不是语用花径，在多大程度上是，一是请参看侯国金、冯梅（即出）对语用花径依赖的语用歧义和语用花径的充要条件的阐述，二是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5. 结语

 

语用学和修辞学有同有异，前者更重视理解（方）、推理、语境、语为（pract）、语势（illocutionary force）、语效等，后者更强调生成（方）、表达、间接、婉约、含蓄、情趣（参见吴礼权，2012：25-28）。两者结合的“语用修辞学”（pragma-rhetoric）就是强强联手，主要是语用地考察修辞现象，作为传统和现代修辞学研究的补充，十分强调话语的语境依赖性、言者和受众双方的合作性和互动性、生成和理解的顺应性、优选性、一致性和关联性，话语效果的语用修辞性和风格性（个性风格化）。本文试从语用修辞视角考察作为“语用花（园路）径”的修辞格。我们这里既把语用花径当作修辞手法来对待，又把“拈连、轭配、突降、通感、趣释”等二十多种辞格当作语用花径来处理。我们认为，人们之所以花费较大的心力启用这些辞格（花径构式），就是为了通过构式2使得受众对构式1的预读受阻从而再思，以便获得一种正读，即构式3的“构式义+构式效”尤其是后者。除了具体辞格的花径构式效的细微差异，所有的辞格花径（构式）都能攫取某种“啊哈效应”，即经过预读—受阻—再思—正读过程的顿悟惊喜。

 

由于篇幅等因素，本文对例析的辞格的花径属性没有深入研究，也没有讨论其他辞格的花径属性。传统修辞学对辞格的细分，如语音辞格、词义辞格、语义辞格、句法辞格等，本文在讨论辞格花径时也没有涉及。此等都有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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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本文以斜体或下加点方式标出特殊或构式2之处，对转引例句也做了如此处理。不再说明。

 

[②] Christianson et al.（2001）等通过五个实验发现，花径造成的初始错判虽然经过再思可是仍然可能局部逗留效果。如上例正读后可能遗留“老者是男人”（受到man的影响）的误判。

 

[③] 吴礼权（2012：235）。

 

（摘自《中国外语》2016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