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博——名校与名师情结（7）

文/辜向东

其实这些年我发现自己不是一个学语言的料，对听音和辨音从来没有感觉。因此压根儿没有意识到自己英语发音有问题。这其中也有成长和学习环境的原因：第一是方言的影响。我们的方言中没有前后鼻音和卷舌音，鼻音和边音也不分。第二因为启蒙的英语老师本科是学俄语的，本来发音就不标准，文革期间被划为右派，牙齿全部被打掉了，后来安了假牙，发音就更不清晰了；第三，读了三年专科没有一个外教，听过唯一标准的英语就是VOA Special, 是外台播放的，一天顶多半小时，但外台常常调不出频道，因此听半小时都是问题。我当年的输入主要是读些简写本小说，遇到生词也很少查词典，对它们的发音都是连蒙带猜。后来专升本读本科那一年也没好好地学。读硕士研究生时除了上学术写作和美国历史这两门外教带的课，基本没有语言技能训练。工作后更没有每天坚持听英文。到重大后才有一段时间，坚持每天午餐时把电视开到CCTV 9的英文频道。因此到读博士才被导师发现发音有问题。这是我对导师的第一份感激。现在我听英文的感觉比原来好了很多，但在剑桥我的Director原先是学语音学的，对发音和辨音非常敏感，有时他开玩笑似地指出和纠正我的一些发音，如learning中的边音和鼻音不分。

我就那样几乎天天100页地阅读，赶在五一前写出了第一篇课程论文，题目大概是Saussure’s Three Theoretical Distinctions，并将课程论文发给了杨老师。杨老师在五一前见了我一次，说我写的第一篇课程论文他看过了，如果是我自己写的话，写得不错。其实杨老师有所不知，我读博前在重大上过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的《普通语言学》，有些基础，因此阅读原著然后写课程论文对我来说不是想象的那么难。另外，我想给杨老师一个很好的印象，那样才好意思开口问五一可不可以回家看看，所以第一篇课程论文写了我最有感觉和把握的内容。得到杨老师肯定后，我就大着胆子给杨老师发了邮件说五一想回家看看老人和孩子。自然得到杨老师的准许。

因为读书是我自己选择的，我很享受读书的过程。但是每到把书放下去吃饭的时候心里就很不是滋味。我记得有好几次自己一个人在食堂，一坐下来眼泪就止不住地流，想起在家里最幸福的时刻就是一家三口坐在一起边吃饭边聊天，因为边吃边聊，三个人都养成了吃得慢但吃得特别享受的习惯。另外，因为我长期睡眠不好而且没有规律，读博士的时候找了一个家在上海的同学同宿舍，我一个人交两个人的住宿费。那样可以保证我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第一学期我住在臻臻楼的一楼。寝室里除了床还有一个书柜，书柜上除了书，放了一排家人的照片。每天都很想家，很想先生和孩子，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非常幸运的是因为我去读书反而促使先生决定回重庆找工作，那样可以照看儿子和父母。而他十分幸运，正好重庆市公路局招人，他是硕士毕业，有路桥监理的工作经验，加上有好友帮忙，一下就被公路局录用了。起薪很低，但每个月先生都跟我报告说工资涨了一些，叫我安心读书，不要像读硕士时那样为生计而愁。

盼星星盼月亮似的总算盼到了五一，先生和儿子都到机场来接我。看到先生瘦了，儿子的头发长得很长，很是心疼。路上先生说我回来前儿子已经和他聊了十天，聊妈妈回来第一晚会挨着谁睡。那时儿子只有九岁，对他来说这关乎在妈妈心目中谁更重要的问题。但最终他们达成了协议儿子不和爸爸争妈妈。回到家以后我发现家里的情况远比我看到的先生瘦了、孩子的头发长得像野人一样长要糟糕得多。

（转自微信公众号：外语学术科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