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已去

——翻译家傅惟慈先生印象

文/杨全红

2014年3月16日，文学翻译名家傅惟慈先生走了。先生故去后，纪念文章接踵而至，但切入点多是作为翻译家的傅惟慈。了解先生的经历并阅读其有关文字后，我们发现，作为（翻译）教师的傅惟慈也颇值得一书。

傅惟慈（1923—2014），笔名傅韦、孚威。先后于辅仁大学、浙江大学（战时内迁贵州遵义）及北京大学攻读西方语言文学。1952年起历任北京大学留学生中文专修班助教，北京语言学院外语系讲师、副教授、教授，德国波烘（现名波鸿）汉语中心讲师，英国纽卡索（现名纽卡斯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德国慕尼黑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客座教授。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任中国译协理事，2004年获资深翻译工作者称号。精通英、德、俄等多国语言，译介包括匈牙利、波兰、德国、奥地利、希腊、英国、美国等多国文学作品30余部，计三四百万字，主要包括（德）罗莎·卢森堡《狱中书简》，（德）托玛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德）亨利希·曼《臣仆》，（德）毕希纳《丹东之死》，（英）格雷厄姆·格林《问题的核心》，（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美）钱德勒《高窗》等。

傅惟慈先生说自己年轻时曾有两个梦想：一是当文学家，二是做流浪汉。做流浪汉原是先生的玩笑，当不得真。因为嗜好文学，先生对成为文学家确比较在意，曾表示：“人贵有自知之明，我搞翻译尽管已有不少年头，也陆续译出几本书，但从未敢自诩风雅，更不敢觊觎文学家的桂冠。”在我们看来，文学翻译家亦即当然的文学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傅先生做文学家的梦想业已成真。除开翻译家与文学家，傅先生还有其他好几个身份：教师、钱币收藏家、旅游爱好者、摄影爱好者等。从上文生平简介来看，先生从教的时间不短，他自己也从来认为教学乃其“本职工作”。先生主要教授中文，也讲授过翻译。对于后者，他有回忆和评价如下：“78年第一次为学生开设英译汉翻译课，迫使我临阵磨枪，匆匆翻阅一些介绍翻译理论和技巧的材料。又由于英语荒疏多年，除了给自己补课，尽可能阅读一些英文书外，还不得不自己动手译一点东西。……工作倒也做了一些，但最深刻的体会是：自己才疏力薄，难以胜任。……本来没有资格为人师，而职业上却逼得自己走上这条路，真是苦不堪言。”从这句话来看，先生对自己从教（翻译）的要求可谓严苛，而为了站好三尺讲台，他一点工夫也没少下。

除了在课堂授业解惑，傅惟慈先生还曾撰文而将金针度与人，这让我等没有机会亲聆謦欬者也能从中获益。先生所撰《和青年文学翻译工作者谈心》与《“译”然后知不足》等文章内容至为丰富，分别涉及到翻译体会、翻译态度、翻译难点、翻译标准、翻译规律、翻译杂学、翻译选材、翻译风格等等。笔者虽非“青年文学翻译工作者”，读先生文章却总是“然后知不足”，此不妨与读者分享其中些许观点：“对搞翻译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老老实实的态度，手勤（多查书）口勤（多向人请教）。”“傅雷先生是我一向尊敬的翻译家，不仅因为他留下了几百万言的丰富文学遗产，更可贵的是他把文学翻译当作毕生事业，孜孜矻矻，锲而不舍。”“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是千变万化的，丰富的词汇，变化多端的句型组合，巧妙的修辞手段，以至于不同的流派和文学风格，都不是若干翻译方法和条规可以归纳尽净的。而正是这些无法概括的现象，才是翻译实践中最大的难点。”“老一代翻译家大概很少有人上过翻译课，读过什么翻译技巧的书，唯一的途径是亲自动笔在实践中摸索体会，逐渐掌握了一套翻译规律。”“培养翻译能力决不是依靠在课堂听老师讲一些条条道道所能做到的。只有通过大量实践，通过亲身体验，才能摸索出一条路子来（当然，这并不排除有经验的人加以指点）。”“实际一些，我倒是赞成翻译工作者必须有广泛的背景知识……只能尽一切力量随时随地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把阅读范围扩大一些，不要只看文学书，还要看看各学科的书；就是‘海客谈瀛洲’之类的闲书，也不妨多翻一翻。”“对照原文仔细阅读几本质量较高的译本，对学习翻译的人可能更有效益。……如果一部原著有两个译本，那么，不同的风格笔调、不同的译法对照阅读，一定也是一种有效的自修办法。”“不要随便抓住一篇什么就匆忙动笔，要选自己所理解的和喜爱的，不要首先考虑发表问题，而要首先考虑如何把文章译好。……我并不主张译者只能翻译和自己‘气质相投’的作家的作品；但翻译一部同自己感情、思想格格不入的作品，就常常感到笔不从心。”“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提高自己的辨识力，首先炼就一双‘慧眼’，发现原著的风格，进一步再在译文中尽量求其体现。”说到翻译教育，傅惟慈先生还曾呼吁译界“共同关心培养接班人”，他并指出：“事实上，很多老翻译家都在默默地做着这一培育幼苗的工作：替人看稿、改稿，推荐出版。”从他人有关记述来看，先生凡是希望别人做的，他自己一定率先垂范，“替人看稿、改稿，推荐出版”亦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