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思辨，攻错他山
文/朱绩崧
学界奉为圭臬的《牛津英语大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在side (n.)1条目的18.a.义项里，把18.b.所收词组“to take a (or one’s) side, take sides. Also to hold side (with one)”里的side解释为[t]he position or interests of one person, party, etc., in contrast to that of an opposing one，个人立场 相反、党派利益对立之意，了然无疑。
惜我愚钝，近年才明白，take sides不仅仅是英语词典里的一个词组，甚至可说是英国议会制度的根本；而议会制度，实在是英国对人类文明进步最大的贡献之一：通过take sides，把思辨，而非独断专行，尊奉为国事决策那不可撼动的核心机制。我们不会忘记，电影《铁娘子》（The Iron Lady）里梅里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新学一口英国腔就来西敏寺宫滔滔激辩的场景，那不是骂街，虽然嘘声迭起，那是两股思想在龙争虎斗，最终推进历史。
谈到西方好争论、善思辨的传统，古希腊已臻化境，垂范千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真如某些评论家所言，为定于一尊的儒学所戕害，使得读书人唯服从传承是务，从不挑战权威。
《古文观止》读到最后几卷，便会看到编注者吴楚材、吴调侯叔侄鼓励读者对古时定论大胆质疑的用心。如建文忠臣方孝孺的名篇《豫让论》，标新立异，一反古说，直指春秋时代为主雪仇的刺客豫让“不能扶危于未乱，而捐躯于既败者”，不配“国士”之誉。
甚至，在我们历史课本一向蔑之为“埋头故纸”、“皓首穷经”的乾嘉学派里，多数学者的考据也都具有很高的思辨性。从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到戴震“由字义以明经义”的治学方法和段玉裁《东原先生年谱》所载的戴氏札记——“仆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从文本到现实，立场鲜明，无不指向对真理的上下求索。
读书为求真。这句话，是儿时由老师灌输给我的，我不曾怀疑过。可也正是老师告诉我“乾嘉学派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反动的”、“高考答题时，如遇到岳飞，不能勾选为民族英雄，他打的仗是人民内部矛盾”等等当年不容我怀疑辩驳的“事实”。
往事固不可追，令我大失所望的却是“寓教于乐”“反对应试教育”了不知凡几年，中小学生竟在变本加厉地背记历史、语文的“标准答案”，到了易只字则为错的地步。有人甚至把中小学生语文水平的普遍降低归咎于英语课太多，视母语、外语修习为零和博弈，全然不去审视、拷问、批判当下严重阻碍思辨与创造的文科教育体制本身。试问这样的教育，又如何能培养出活泼泼的人来？如何能引导他们求真？
求真，真真何其不易也。有时，权威发声，莫敢深究。有时，缺乏条件，无从寻觅。信息爆炸、思路开阔的今天，更多情况下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乃至有时在“是”与“非”这两者之间，都不知何从矣。
而相对综合型、重意合（parataxis）的汉语，英语是分析型语言，重形合（hypotaxis），语法规则更明确，对指代、性数格一致等形式要求更高，且有强烈的时态观。不能不说，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汉语常见的因文害意：把一些站不住脚的歪理，用华丽辞藻一包装，就算是“美文佳构”了。（这方面，韩愈的个别名作，如为名教张目的《原道》，可算反面教材，远逊柳宗元的《驳复仇议》。后者的论理，简朴而流畅，本质上与今天英美法院经典判词如出一辙，堪称我国古代taking sides的典范。）加之英美学者好辩的传统在当代通过课堂教育、学术论文等形式得以强化，思辨的局面委实优于我国。
我素为古罗马倾倒，曾读国人编著的几种罗马史，又看了英国剑桥大学克里斯托弗·凯利（Christopher Kelly）教授写的《罗马帝国简史》（The Roman Empire: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后者末章呈现的学者思辨生动别致，过目难忘，非我国传统重介绍“史实”的史书可比：20世纪初，英国历史学家、律师、自由党政治家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认为罗马帝国与大英帝国非常相似，都能维持高水平的内部和平与秩序，民人深谙工程技术，勇猛活跃，不畏困苦；牛津古代史教授弗朗西斯•哈弗菲尔德（Francis Haverfield）进一步说明，罗马帝国的成功，在于把行省居民同化为一个秩序井然、富有凝聚力的文明；曾奉职印度的英国古典学会会长埃弗林•巴林（Evelyn Baring）持不同看法，在“同化”问题上，大英帝国与罗马帝国有不可弥合的区别，单论印度语言、宗教、种族的多样性，就和罗马人征服的任何地区不同；哈弗菲尔德不同意巴林，认为英国之所以有印度问题，是因为征服印度时，印度已经发展成发达社会，文明形态稳固；牛津的古代史专家、考古学家D. G. 霍加斯（D. G. Hogarth）也反对巴林，认为罗马帝国有三个阶段，即“尚未同化”、“有意同化”、“积极同化”，大英帝国对印度犹处“尚未同化”的第一阶段。
把学者taking sides过程中的各种观点陈列出来，供读者思辨，是我国各阶段教材的短板。同时，也应注意，为提高我国学生的思辨水平以及英语能力，taking sides的内容不宜学科专业化程度过高（上述关于罗马帝国与大英帝国的争辩即有此虞），还是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为民众熟知的话题更宜为组织教材的出发点。
美国著名的Taking Sides丛书，其宗旨正在于满足成长中的思考者兼英语学习者的需要。这套书系，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迄今出版52种专题分册，多数一版再版，其中传媒凡12版，经济、环境达15版，社会、教育更已有17版之多。畅销程度，不劳赘言。
从题材看，外研社首批择取的七册分别覆盖了社会、教育、经济、环境、科技、大众传媒与全球性问题，无一不是当下公众话题的焦点。但呈现的手法却很“单一”，即先提出问题，再摆出正反双方最典型、最具说服力的论证，最后引导读者作进一步的阅读与思考：
问：计算机对学生成长是否有副作用？
正：有。学校对电脑技术的迷信与滥用，导致学生心智发育与创造力受损。
反：无。如对电脑善加利用，能促进教学革新，从而使学生获益。后记：“学校”或许正在由“地点”转变为“概念”，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许多教育手段都不必在课堂实施，但随之而来有许多新问题，需要探讨。多媒体能让学生与更多的信息产生互动，但往往也减少了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所在环境之间的互动。相关研究请见……（扩展阅读涉及三十余处学术资源）
目录并不冗长，但当读者学完全书，必会惊喜地发现，自己在这一领域的知识结构已搭建得初具规模。摆在面前的问题往往庞大空疏，报章常见，迄无公断。从这个角度思考，有这样的道理可知；从那个方面切入，有那样的结论可得。读者的任务，就是跟着两派的思路各走一遍，最终判定哪派有理。当然，结果也可能是两派皆不尽善，或者需要修正调和之后才能获得正解。但无论如何，这一过程本身，实在是智力上的一次奥德修斯式的旅行（an intellectual odyssey）。
之所以要用荷马史诗的隐喻，是因为读Taking Sides与看街边吵架或中学生议论文最根本的差别，就是需要调用的思想、学术资源极多。以《社会篇》第8话题为例，菲利普•迪瓦恩（Philip E. Devine）在得出“酷刑不可保留”的结论之前，将自由主义政治学、康德学说、功利主义、自然法等一一引出，要言不烦。对迪瓦恩这位哲学学者而言，这些理论或许早已熟烂于胸。但对一般读者而言，为了确证作者没有断章取义，至少得就上述内容再读通几本导论、简介之类的书。顺便一提，酷刑当否的问题，我在近年畅销的一部法律通俗读物《法治》（The Rule of Law）论恐怖主义的一章中，也曾读到评论。作者、已故英国前首席大法官汤姆·宾厄姆（Tom Bingham）反对向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施以酷刑的理由本质上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无异，认为这是对法治原则的破坏。与迪瓦恩相较，其说直指人心，唯于学理微缺然。事实上，Taking Sides书系所选文章，无论篇幅修短，莫不观点鲜明，针锋相对，而每一方都有强大的理据支撑，乍看难以撼动。由此，我们也不得不感叹，人类文明在今天呈现出的多样性，自有其道理，无论是同一文明内还是不同文明间发生的碰撞冲突，其背后都有复杂的理性动因，绝非皂白可以分明，需要我们全面观察，深度分析，最终选定立场。
我出身英文系，工作后常应媒体之邀，写些时事评论。落笔之前，现已养成习惯，会去新浪微博、知乎、Quora等网站，浏览各方的理性评论，在争议极大的问题上，熟悉Taking Sides封面上印的那两个词：Clashing Views（对立观点）。这是我在“后大学”时期补上的一堂课。
回想本科求学时，这方面所受教育几乎为零。教育的重点是背同义词、反义词与词形变化。文章，读通便好，却读不透，因为读通之后，总觉所言有理，不会想着去倾听“不同的声音”。这个弊端，到写毕业论文时曝露无疑：说明文还凑合，议论文就写不好了。名虽论文，连核心的论点都渺不可寻。这几年，本专业内，我还常常看到号称博士论文的研究综述，或者连文献回顾都没有的论文。
为了矫正这一通病，不少学校从编教材上下功夫，课文引入争议性话题，意在以此激发学生的critical thinking——“批判性思维”遂成高校英语教师培训班极为青睐的广告亮点。可惜，在我有限的学术视野内，能一变风气的作品，尚阙如焉。我看到过浅尝辄止者，其内一篇课文，取自美国某小报，讲一对夫妻人工受孕后离婚，胚胎留在医院冰箱里，不知如何处置，遂对簿公堂。最终，作者只是提出问题，没能向学生指出解决的途径。如果有至少两种具备一定思想深度与差异性的观点呈现在教材里，附上扩展研读的书目、提要，教育的效果定会面目一新，我们也会真正地开始在语言教育中培养思想者，而不只是机械的记忆者、复制者。这一任务，如前所示，Taking Sides完全胜任。
我乐于推荐该书系作精读教材的另一项理由在于语言质量。就量而言，目前的精读课（Intensive Reading），阅读量普遍过低，一两千词的文章，一读就是十天半月，课程设计者不明白唯有大数量与短时间的结合，方成就intensive之效。与此相比，以本书系一卷之量，读一学期，日均1500词左右，恰到好处。以质而论，本书系符合我的外语习得理念：中高阶学生，应以非虚构作品（non-fiction）为“主食”。例如，本书系中有大量美国国会证言（congressional testimony），思维严谨，语言地道，学习西方法律、外交以及高等翻译等专业的学生如能熟读成诵，其英语学习的眼界势必更上层楼。从实用的角度看，有理、有力、有节的明快文风才是日常工作、生活所需，是语言的“常态”；文学作品中因作者意图而创造出的丰富表达，只是语言的“变态”。由常入变，初地坚固，发展空间亦大。反是，恐事倍功半。
至于“泛读”，也有一个基于Taking Sides的策略可行：各个话题牵涉到的著作，一学期可读上三五本。如读《环境篇》，可辅读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读《科技与社会篇》，可辅读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此时，不妨多些文学作品，加深对“精读”义理的体悟思辨，可全“文以载道”之功。
此外，Taking Sides对如今各高校流行的英语辩论也有直接的指导作用，无论其辩题还是论据，都可在模拟阶段直接取用。我更相信，认真研读过本书系的学生，其论文一定不会沦为简介、综述，不会抄袭维基、百度，因为他们掌握了论文写作的核心技术：如何灵巧运用事实与逻辑来作严肃的学术之论，而非执着于印象、习惯、偏见的意气之争。
总之，希望Taking Sides书系的引进，能综合我国英语学生的语言习得与思维训练，既提升交流的效率，更开启求真的法门，在乱云飞渡的当今时代，帮助读者迅速达成思想之质与辞藻之文的兼美共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