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受折磨，就叫锻炼”
——怀念杨绛先生
文/ 金圣华
初次会见杨绛是在1985 年，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那一回，香港翻译学会的执行委员发起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交流活动，也许因为是第一次举办这种活动，也许是因为内地改革开放不久，这样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居然在两岸都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在北京我们拜会了各种机构，包括地位超卓的社会科学院。当天出席的有名闻遐迩的钱锺书、杨绛伉俪，还有翻译高手罗新璋等人。我的座位恰好安排在杨绛和罗新璋中间，因此会上可以尽情向译界前辈讨教。杨绛十分谦逊，说是正在构思一篇有关翻译的文章，准备以慢镜头来剖析翻译的过程，探讨翻译的要诀。这篇文章后来发表时以《失败的经验》为题，阐述翻译时选字、造句、成章的步骤，及后改名为《翻译的技巧》，是我在翻译课上要求学生必读的精彩论述。
坐在杨绛的身旁，自然会谈到她的经典名译《唐·吉诃德》，那时候年轻学浅，一出口就把书名中的“诃”字念成kē 了，杨先生立刻纠正我，“这字念hē，不念kē”，说时，声音轻轻软软的，温柔而坚定。多年后，读了她的《我们仨》，才知道鹣鲽情深，极少龃龉的钱氏夫妇，居然曾经为一个法文字bon的发音，好好吵过一架。杨说钱的发音带有乡音，又经法国友人论断属实，弄得钱很不开心。自此夫妇俩决定凡事互相商议，不再争吵。由此可见两位大家历来对语言、对学问、对文化的执着和认真。我当时初识杨绛，就出了个洋相，虽甚觉尴尬，却衷心感念前辈不吝指点后辈的真诚与坦率。
那时候，大陆开放不久，一切都很保守，杨绛却穿了一身旗袍，配上她的优雅举措，诗书气韵，显得一派雍容，与众不同。从她的外貌，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出眼前的大家闺秀，文坛翘楚，竟然曾经遭受过“文革”的摧残肆虐，罚过扫厕所，剃过阴阳头，更下放过五七干校。
这以后，我们保持书信往返。1988 年香港翻译学会决定颁授荣誉会士衔予杨绛先生，由我撰写赞词。虽经竭力劝勉，杨绛还是恳辞邀请，不肯前来出席颁授典礼，当时不解，如今我终于明白，历经“文革”，饱尝忧患之后，不求有名有声，只求有书有诗的钱杨二老，再也不愿意浪费共处的时间，去跋涉奔波，远离国门了。杨绛写了答谢词，要我替她在会上宣读。她的答词很短，但十分精彩，言语返璞归真，情感恳挚动人，最能表现出她那独特温润的风格，也最能体现出翻译的真谛和内涵：“翻译大概是没有止境的工作，译者尽管千改万改，总觉得没有到家。世界文学杰作尽管历代都有著名译本，至今还不断有人重新翻译，表示前人的译本还有遗憾。所以译者常感叹‘翻译吃力不讨好’，确是深知甘苦之谈。达不出原作的好，译者本人也自恨不好。如果译者自以为好，得不到读者称好，费尽力气自己叫好，还是吃力不讨好。”答词言简意赅，文如其人。的确，杨绛能用最平实浅显的文字，表达最深邃奥妙的含义，恰似她常以最温柔敦厚的态度，坚持最刚正不阿的原则。
颁奖典礼完成之后，杨绛给我来了封信，信里说：“承费神为写赞词，不胜惭汗感激。顷得范君转来证书和你的来信、照片及剪报。照片上看到你这样漂亮的人物代我领奖，代我答谢，得意之至！专此向你道谢。”
杨绛待人宽厚，“文革”中欺凌他们一家的恶人，她都一一原谅，称之为“披着狼皮的羊”；对于她的后辈小友，她则喜欢称为“漂亮人物”或“小姑娘”，这是我每次登门拜访或电话问候她时，常听到的昵称。她的确是个内外兼美的典范，内心美，也欣赏美。每次拜访，只见她寓所中尽管陈设简约，朴实无华，但总是莳花不断，清芳四溢，与盈室书香交融相衬，哪怕是她九十大寿，因钱先生和爱女钱瑗弃世未久而心情落寞的当天，小楼上不见喜幛高挂，却有鲜花悦目。
曾经四访三里河，第一次去拜访就是杨绛九十大寿的日子。那天，她原是闭门谢客的，听到我来了北京，就答应让我登门造访。但是老人却在宽容中见执着，有所为有所不为。她知道我因为在北京“人生地不熟”，必须找个同伴前往，但我连说了几个名字，都遭否决，后来提到罗新璋，听到是这位社科院的老同事，翻译界出名有真才有实学的老好人，她欣然首肯说：“罗新璋？好啊！”这以后，我每次去北京必定探望杨先生，四次中倒是有三次都是罗新璋陪同的。
前后四次，相隔数年，杨先生给我的感觉却是越来越健康，越活越精神。2000 年她九秩华诞（以阴历计算）的那天，杨老形容憔悴，情绪低落，频频说别人过生日时儿孙满堂，自己却形单影只，怎么劝她，都拒绝跟我们外出庆祝，连去吃碗简单的寿面也不肯。当时我们还在替她心中暗暗着急，不知道此后杨老丧女孀居的日子该如何排遣。2003 年金秋时节再访三里河时，杨先生已经精神抖擞，重拾欢颜了。那时，她的《我们仨》面世不久，风行一时；而商务印书馆前一天才送来《钱锺书手稿集》的样书，这才是她几年来孜孜不倦、努力不懈的成果。她兴冲冲地拿样书给我们看，只见书页上挤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都是当年钱锺书钩稽史料的斑斑心迹，细看之下，发现这些批语和心得，竟然遍及中、英、法、德、意、西、拉丁等多种文字。这样如蛛网纠结、纵横交错的蝇头小字，若非杨绛在哀伤落寞的岁月中，收拾心情，悉力整理校阅，怎么可能有面世的一天？这使我忆起杨绛曾经说过，钱锺书先走一步，细心想来是件好事，因为她可以留在现场，打点清扫。别看杨绛外貌娇小柔弱，实则内心刚毅坚强，是个不折不扣的“女中豪杰”。早在杨绛当年生孩子进产院的那段时间，钱锺书一个人过日子，难免天天“干坏事”：第一天打翻墨水瓶，第二天搞砸了台灯，第三天，弄坏了门轴，于是天天愁眉苦脸去向夫人诉说，扬眉女子听罢回答：“没关系，我会修”，让夫婿高高兴兴放心而去。就是这种“天塌下来让我顶”的精神，使当年的神仙眷侣虽历经浩劫，因彼此勉励，相濡以沫，而在极端简陋困顿的环境中渡过难关，并著述不断，创作不辍；也使晚年折翼、年届九十的杨老昂然坚挺下去，在夕阳余晖中，重新焕发出灿烂耀目的生命力！
谁会想到87 岁时病歪歪，走路得扶着墙壁的杨绛，在钱锺书逝世后，竟然独自一人守护小楼十八载？三里河的寓所，曾经让坎坷一生的杨绛欣然说道：“好像长途跋涉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也让她在晚年痛失亲人之后怅然慨叹：“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杨绛就是在这个“客栈”中，发奋图强，89 岁时翻译柏拉图的《斐多》；92岁时，发表《我们仨》及整理出版《钱锺书手稿集》，96 岁时出版《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103 岁时，发表小说《洗澡之后》。
除了写作，杨绛还天天勤练书法，每次登门拜访，总看到她那书桌上宣纸四散，大楷小楷布满纸上。有一回，罗新璋看到杨绛的墨宝随处乱放，就替我悄悄拿了一张，叫我藏好。谁知杨绛一回头，我就老老实实的招供，说时慢那时快，老人居然手脚麻利地一把抢了回去，咭咭笑着说“我的字老是练不好，等练好了再送你”。虽然那次抢不到她的墨宝，十分遗憾，却得到了最亲切的款待。她让我坐在身旁，跟我慢慢聊天，轻轻闲话家常。“你妈妈几岁了？”“她是1911 年出世的。”“那不是跟我同年吗？几月生日？”“阴历六月。”“那不是同一个月吗？”结果一算，两人都属猪，同年同月生，杨绛只比我妈妈大一个星期。她们都生于那个国家多难、充满忧患的年代。妈妈不在了，眼前的老人却健朗如松柏常青，冥冥之中，让我觉得跟这位才学超卓的大家，除了景仰敬佩，又添了孺慕之情，她不再是高山仰止的偶像，而是常惦心中的长辈。
杨绛在《干校六记》中说，“经受折磨，就叫锻炼”。在我经历人生最痛时，总是想起她那睿智的话语，心底明白，有她在前面领路，这条路尽管难走，也一定走得下去。不错，阅读可以忘忧，写作可以疗伤，杨绛多年来身体力行，给我们示范了最佳的榜样。
如今105 岁的老人已飘然远去，但是灵魂不灭，精神长存。我深信，她仍会以毕生辉煌的大业，继续在前面为后学引领，照亮我们的迢迢人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