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博——名校与名师情结（1）

文/辜向东

我决定考博的故事很长。最初萌生考博的念头是在读硕士的第二年（1995），现在已经不记得那个念头是怎么产生的。

当时想考广外李筱菊教授的博士，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确定要考她的，我记得自己给她写了一封信，简要地介绍了一下自己，表达了想考博士的愿望，并希望她能给我提供一个考博应该读的书单。非常意外，李老师居然很快给我回了信说，欢迎我去报考，并随附了一份长长的阅读书目。我于是开始阅读，读的第一本是 H. H. Stern著的Fundamental Concepts of Language Teaching。书中的内容现在一点儿也不记得了，但当时读得很入迷，觉得是一部很好的书，几乎读了一个通宵。只是先生很反对我考博，当时我俩都在读研，儿子托我父母照管。每次给父母打电话，儿子一听到我的声音都会哭。先生说：“如果你能当着儿子的面对他说让他再等你三年，你就去考；如果不能，你就趁早放弃。”我不忍心对儿子那么做，就放弃了。把那份书单转给了我的一位同学，一年后他考上了广外的博士，尽管他报考的导师不是李筱菊教授。

第二次产生考博的念头是我到重庆大学工作两三年后，大概是1998—2000年期间。当时的动因非常复杂。有一次回家看望父母，与父亲聊天，他无意中说我们家有经商的，有办企业的，有做公务员的，有教书的，就是没有一个博士。家中兄妹五个只有我和哥哥读了硕士，那时哥哥已经从一个国有企业辞职，下海自办企业，不大可能读博，显然父亲是对我说的。那几年在重大外语学院先后有老师考博，比如冉永平考到广外，彭宣维考到北大，对我都有些影响。

先生比我晚一年硕士毕业，我们最初的约定是我到重大工作，他到重大读博，他人非常聪明，但他其实是一个不喜欢读书的人，读硕士纯粹是因为我考上了。我到重大那年（1996）离开原单位赔偿了很大一笔钱，待到次年他毕业的时候，我们根本无法再支付赔偿他原单位的钱。那时他一心想工作挣钱还债，于是档案什么也不要，到重庆打工，去了一个路桥监理公司做监理。先在重庆周边，每周或者隔周还能回来一次，后来梁万路修建，我认为他是为了照顾他的大家庭，选择了去做那条路修建的监理，常常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我问他那条路要修几年？他说估计四五年。我说如果那样，我就去读博士，等那条路修好，他回到重庆，我也博士毕业了。他以为我是说着玩的，没有在意。在他看来，一个专科起点的人要考博士，不是天方夜谭，就是不知天高地厚。

就在那个时候，冉永平博士毕业被广外留下，据说广外承诺免费为我院再培养一位博士，学院想去读的老师不只一个，但最后李红教授去了，当时她已经是副院长。这件事对我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学院有的老师认为她已经是教授、副院长了，不用再去读。而我的真实想法是：人家都是副院长、教授了还去读博士，像我这样什么也不是的人就更应该去读。1999年我被破格晋升副教授以后下定决心要考博。先生自然是不同意的，但他很少在家，我就在上完课、做完家务和照顾好小孩之余悄悄地开始考博的准备。

（转自微信公众号：外语学术科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