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景观研究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文/侯国金、王才英

近年来，“语言景观”或“语言风貌”研究成了应用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热门。语言景观是广义的公共标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研究一般侧重语言政策、广义的文化学、多语现象或地区性、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而且多从“公示语”入手。

 “语言景观”是指“语言、视觉活动、空间实践与文化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以文本为媒介并利用符号资源所进行的空间话语建构”。“公示语”是指“常见于公共场所的特殊语体”。一般可把“语言景观”当作狭义的“语言生态”，而把“公示语”当作狭义的“语言景观”。可见，语言景观和公示语既有契合也有分野。

研究者主要从翻译和跨文化的视角切入，涉及翻译理论、跨文化理论、文本类型理论等。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人们对公示语翻译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符合中国国情民情，又要国际化即具有国际可读性。如果说以往的公示语（翻译）研究倾向于语言失误、语用失误和翻译技巧，近年的研究则更多关注公示语（翻译）是否合乎当下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文化语境。

纵观国内外语言景观研究，目前尚存以下问题。

第一，  以往的研究注重现象的分析和解读，忽视理论的支撑。

第二，  以往研究多采用单一的田野调查法。

第三，以往语言景观研究主要聚焦于语言景观由谁设计、供谁阅览、反映哪些社会现实以及一个地区多语现象。

具体说来，大多关注公共路牌、广告牌、旅游景区、街名、地名、商铺招牌、菜名、政府建筑的公共标牌等语言实体，对展示牌、海报、横幅、标语、告示牌、电子显示屏等出现在其他位置上具有可移动性、内容上具有可塑性的非典型形式标牌关注较少，鲜有提及网络世界的语言景观以及文化衫、示威游行的标语、车身广告、产品包装和印刷品、墙壁上的涂鸦等出现在任何现实环境中的所有语言实例，也即，着眼于语言规范、文化及修辞特色、外语使用错误，鲜有讨论语言景观背后的身份及权势关系等。第四，分析权重上重计量而轻解读。以往的语言景观研究对各类标牌的数量和比例着墨甚多，但容易忽视其背后的成因。第五，语言景观是广义的公共标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以往的研究多从“语言风貌”入手或侧重于语言政策，对双语公共标识设施的信息化、标准化、社会性、功能性和规范性的研究较少。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以为，今后可加强相关研究，如采用场所符号学、人种学/民族志的SPEAKING模型、（批评）生态语言学、生态美学、网络语言学、词汇构式语用学等理论模式；增加量化—质化法，跨域、有偿、多媒体的问卷调查法、实地考察法、网络访谈法等；通过上述语言现实研究，分析各种人群和个体的身份、权势、利益等的关系；通过庞杂的跨地区语言景观素材，探寻其间的共同特征和规律，并推出普遍性的语言景观建设建议。

还应深化如下五个方面的研究。

第一，研究者既要关注公共服务（如各地市政府服务窗口、学校、车站、医院、金融、博物馆）、媒体、商场、餐饮、旅馆、宗教朝圣地以及旅游集散中心等“抢眼”区域的通用语言文字政策、规划和应用，也要关注农村、方言区、民族聚居区和典型商业区（如淘宝村、中国驰名商标富集区）的通用语言文字政策、规划和应用等。第二，加强国家语言服务能力研究。亦即“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沿线国家语言服务的相关研究，特殊人群的语言服务需求的语言景观研究。第三，加强各地文化保护区域的语言景观研究。第四，拓宽研究视角，借鉴国际最新研究视角和方法。第五，培养和加强学生和市民的语言景观意识，进行相关的读写教学或培训，服务于健康的全民生态观念和话语打造。

总之，在中国当前大力发展经济和保护多样文化的经济文化语境中，语言景观研究应广泛调研境内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城市的语言景观现状及改善之可能，考察语言景观中蕴含的语言政策、民族意识、社会身份和权势等社会文化价值，营造更美好、更和谐的语言生态及政治生态、社会生态、经济生态，助力我国“一带一路”建设及国家形象建设。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