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翻译的一生

——翻译家周作人先生印象

文/杨全红

在为上期《英语世界》撰写翻译家潘光旦先生之小稿时，脑子里便曾想，接下来不妨写写周作人先生，因为但凡说到潘先生的翻译，人们首先想到的或许是霭理士（Henry Havelock Ellis，周作人先生译为“霭理斯”）之有关著述，而对于霭氏其人其作，国内最早注意并予以译介者极可能是周作人先生。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周先生即曾发表过《霭理斯的话》，文中译有霭氏《性的心理研究·第二卷跋》；不仅如此，先生还曾于1925年2月9日《语丝》上刊登根据霭氏《感想录》译出的《进步》及《晦涩与明白》等六段译文。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又名起孟、启明（或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遐寿等。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曾出任侵华日军卵翼之下的伪华北教育督办，抗战胜利后被判有期徒刑，建国后重操写作与翻译等“旧业”。系新文化运动杰出代表，中国民俗学开拓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著述甚丰，包括诗集、散文集、小说集、论文集、论著、文学史料集、回忆录等若干，译著包括《域外小说集》《伊索寓言》《狂言选》《枕草子》《平家物语》《希腊神话》《希腊拟曲》《欧里庇得斯悲剧集》《路吉阿诺斯对话集》等。

我们说周作人先生乃“为翻译的一生”，含义有二：一是翻译几乎贯穿其整个笔耕生涯，即自1904年译述《侠女奴》始至1966年5月译《平家物语》第7卷终；二是翻译在其人生中有着难以承受之轻，不单是分内工作，也是快乐源泉甚或精神慰藉。关于第二点，这从先生有关日记、信函及文章中不难见出。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曾回忆自己与先生之“互通书信”，他说：“半年一次或一年一次不等，所说都是关于翻译的事情。”在庆祝67岁生日后，先生在当天的日记中曾写道：“我现今目的只在为人为工作，自己别无关系。故仍愿能忍辱负重，再多译出几部书来。那么生日还是可祝，即长生亦所希冀者。”在1961年1月13日，先生又有日记如下：“下午《枕草子》译了校讫，即便溘然已满足矣。倘有余暇，则拟更译路吉阿诺斯耳，岂非贪哉！”从以上文字来看，先生无疑视翻译为其本职工作，而对于该工作，他显然热爱有加并乐于为之付出、担当甚至献出生命。

说到周作人先生，人们很容易想到“苦”，毕竟他自称“苦茶翁”，又将书房命名为“苦雨斋”、“苦茶庵”，其著作名称中也还有《苦茶随笔》《苦竹杂记》《苦口甘口》等。终其一生来看，先生在某些方面确有“苦”的一面。然苦乐往往相间，先生自也有过快乐的时光。就我们观察，翻译即不时带给他欢愉。在给施蛰存的某封信中，他曾说：“近来常苦无书可看。几经研究，近始获得一妙法，即以工作为消闲。因近正翻译《平家物语》。此书成于中国南宋末，却比《三国志演义》要写得好。以是一边看一边译，亦是一妙事也。”既是“妙事”，对先生而言，边看边译《平家物语》自非“苦差”。在如许译作中，先生最看重《路吉阿诺斯对话集》，而该书亦曾为他带去难得的快乐。在回忆该书的翻译时，先生曾写道：“以秉烛的微光，想担负这工作，似乎未免太不自量了，不过耐心地干下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写成功了一篇，重复看一遍，未始不是晚年所不易得的快乐。”在1963年5月13日致鲍耀明的书信中，先生也曾谈及该书的翻译，他说：“近来正在翻译路吉阿诺斯，才得五篇，此人著作夙所喜爱，前曾从英文特译数篇，今得从原文译出，尤为惬意。”值得一提的是，《如梦记》的翻译也曾带给先生快乐与惬意，有其文字证明如下：“去年九月以后我动手翻译，每月译一章，现在已经完毕，这是近来的一件快意的事。”

翻译不仅给周作人先生带去过快乐，某些时候，翻译甚至是其生活中唯一的依傍与慰藉。在回答他人有关狱中生活之问时，他曾说：“狱官特许我翻译英国老斯写的那部希腊神话和做做打油诗解闷。”在1966年2月10日致徐訏信中，他略述自己当年出任伪职因由后坦陈道：“可是我并不后悔，不但是后悔无济于事，而且现在这十多年来，得以安静译书，也是我以前未曾有过的境遇。”1962年4月8日，羽太信子病故，在致孙旭井的信函中，先生又写道：“内人卧病已有数年之久，三四月以来渐益加剧，终于4月8日去世，年已75，亦殊无所恨矣。火葬后已埋在私家墓地里，目下虽然稍觉寂寞，唯老僧似的枯寂生活或于我也适宜，拟俟稍静定后可以多做点翻译工作也。”不难看出，在身为阶下囚时，翻译能助先生解解闷；而于妻子离世后的“枯寂生活”，能陪伴先生的似也仅有翻译。在1965年4月26日所拟遗嘱中，先生曾提醒人们：“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对此，文洁若不无感慨，她说：“世上有几位翻译家写遗嘱时，还念念不忘自己一生的译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