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是一部历史——学步集(四)
文/文冤阁大学士
关于英语是不是应该在高考中降低分值,甚至取消,这个话题在知识界是没有任何讨论的意义的,因为知识界的主流是西方的学问,而西方学问的主流语言又是英语。
削弱英语,就是削弱学问的根基。以我有限的观察看,至少国内培养的文科学者中,能熟练运用英语的,为数尚不太多。偶尔有留学英语国家获得博士学位者,翻译起英语学术著作,也是理解错误频频。所以,总体说来,目前形势本不乐观。
但是一味迷信英语的力量,只重视孩童的英语教育而轻忽汉语,即母语教育,刻意培养“香蕉人”,走向另一个极端,也会陷入误区。
我国是学习英语的第一大国,单就学习者数量而论,但平均水平不见得比很多人动辄嘲笑的邻邦高到哪里去。此外,能在背单词、做习题之余,对英语本身的历史稍加研究的,更是不多。这就使得许多人在英语学了很多年后,犹不能窥见这门当今世界唯一通用语的特性所在。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
这里推荐几本书,希望能对此局面有所匡救。
首先,要确立一个观念:语言与生物很相似,都在进化,英语也不例外。不要以为古汉语和当代汉语差别很大,而英语却一直是ABCD。如果看一眼古英语(Old English)的文本,你可能根本认不出它是当代英语(Present-day English)的祖先,里面有些字母今天只出现在IPA的音标书写系统里。所以,要尽快读一点英语的历史。北京大学李赋宁教授的名作《英语史》(北京:商务,1991),是很好的入门读物。这本书是用汉语写的,浅近易懂,例证丰富,归纳总结得十分清晰,也综合了当时不少海外英语历史的研究资料。此书一度成为高校英语系的教材。可惜的是,出版之后再未修订。如今李先生谢世多年,而且据我所知,没有几家高校的英语系还开《英语史》课。此书竟成了冷门。
Robert Burchfield的《话说英语》(The English Language)于1992年由北京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引进牛津大学出版社版权,配以短序,影印出版。作者是英国著名的辞书学家,原籍新西兰,《牛津英语大词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四卷本补编的主编,晚年还修订了英语世界风行一时、被语言描述派(descriptivism)仇视为语言规范派(prescriptivism)罪恶之源的牛津版《福勒英语惯用法词典》(Fowler’s Modern English Usage)。本书从词典编纂者的角度阐释英语历史,特别注意词汇的嬗变。难能可贵的是,篇幅虽短,信息量却很大,权威的语气里偶尔有几丝英式幽默。作者强烈的精英主义语言观——“牛津英语中心论”——要到他做《剑桥英语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北京:北大社,2002)分卷主编时,才尽显无遗。
《剑桥英语史》全套6卷,从古及今,近3000页,编者队伍汇集了英国各地权威的英语语言学者。大概这套书很少有中国人会读全,首先是涉及古英语和中古英语(Middle English)的内容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其次是学术性很强,不少内容就是论文,对一般英语学习者几乎毫无助益——当然,可以令他们深切感受到语言研究的玄之又玄。我的阅读建议是倒过来读,从第6卷开始,读到实在看不懂为止。Burchfield在其中一卷里就明确提出,英国英语乃英语之正宗,牛津英语系英国英语之楷则。这样的论调,今天听来,简直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
英语史一卷本的“标准”读物,是Albert C. Baugh等写的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2003年,外研社引进过第四版。从版次就能看出,此书在学术界很受欢迎,后辈学者也积极修订。相比之下,李赋宁先生的著作就寂寞多了。
这四本书都是描绘英语的历史全貌。如果对局部有深入的兴趣,推荐Otto Jespersen的A Modern English Grammar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作者是丹麦人,哥本哈根大学教授,20世纪初的语言学巨匠。该书为其扛鼎之作,许多学者甚至尊奉其为英语语法研究的“天下一人”。值得称道的是,全书不但条分缕析,精细入微,而且例多书证,时引名家手笔,可谓琳琅满目。以今天的眼光看,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今英语的现状,例如,他说a young person一定是指“年轻女子”,因为表达“年轻男子”有youth这个词。但作者以一非母语者,能著如此之作,且广为《牛津英语大词典》引用,洵为空前绝后之天人也。
身为教育家,Jespersen考虑到一般读者或许无法读竟全书6卷,就化繁为简,择精选要,写成一卷本的《英语语法精要》(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还在自序里特别说明,论语音的两章,如一时难以读通,不妨跳过。可能你会问:他的语法,说来这么神奇,和咱张道真、薄冰的畅销语法书有啥区别吗?区别就是,根本是两类。Jespersen的语法是建立在历史语料分析的基础上的,透露出他的语言哲学观;张、薄两公的语法是供中国人英语学习之用,语料绝大多数不源自书证,而是为教学便利自行编写或改写的,也没有什么语言哲学观可言,更不要说是Jespersen那样原创的观点(如语句结构可分为primary、secondary、tertiary的“三品说”)了。
语法之后,说说词汇。观察词汇最佳工具之一,就是词典。但没有几本英语词典,能像《牛津英语大词典》这样卷帙浩繁,更没有几本词典,能像它那样覆盖700余年间不断生长壮大的英语。最令学界欣喜的,是该词典在线版的多种高级搜索功能,例如,在线版能在几秒钟内,在数万页的全文中,找出包含特定词、词组、句子的例证。但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词典所有的例句,采自古往今来各类英文手稿与印刷物的数百万条,并不是为了表现词目词(组)用法而存在的。它们的作用很单一:证明在某一年,这个词(组)出现过。如果还能体现用法,例如必须与定冠词搭配使用,或只能接介词to,这都是计划外的副产品。这一特性遵从整部词典在19世纪草创时的理念:记录英语发展的历史。
关于《牛津英语大词典》,坊间的非虚构作品都有不少,如第三任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一任主编James Murray孙女K. M. Elizabeth Murray写的《陷入字网:詹姆斯·默里与〈牛津英语词典〉》(Caught in the Web of Words: James Murray and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史料价值很高,反映了日不落帝国残阳夕照之际,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对“总结”、“定型”帝国语言的高涨热情。
Simon Winchester的畅销书《教授与疯子》(The Professor and the Madman: A Tale of Murder, Insanity, and the Making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北京:世纪文景,2009)和《OED的故事》(The Meaning of Everything: The Story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北京:世纪文景,2009)煽情有余,严谨不足,适宜激发研究兴趣。
在研究《牛津英语大词典》的学术著作里,我特别推荐John Willinsky的《词语帝国》(Empire of Word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P, 1994)和Phil Benson的《种族中心主义与〈牛津英语大词典〉》(Ethnocentrism and the Dictionary. London: Routledge, 2001.)。
前者梳理历史脉络,结合政治语境,指出该词典的横空出世,与钦定版基督教《圣经》的广泛发行、莎士比亚的声名盛隆,都是大英帝国文化形象建设的需要。后者则从词典文本入手,借助电子版搜索工具,将许多原本查阅者可能忽略的有趣例句,搜集比对,凸显出词典的盎格鲁—撒克逊至上主义倾向。两书可谓相辅相成,为我们解读这部词典,乃至解读整部英语演进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在东亚,包括中国和日本,近代受西方冲击影响,民族主义情绪时或抬头,常闻“英语乃帝国主义侵略工具”的骂声。语言与帝国主义,究竟有何关系,前者如何促进后者,后者如何利用前者,可读Robert Phillipson的《语言领域的帝国主义》(Linguistic Imperialism;上海:外语教育,2000)。此书视野虽然少及我国,但与上面提到的两本书比较,就属于宏观的研究,另有一番风景了。
书目介绍到此为止。最后,让我们重温这个理念:英语不是静态的,不是僵化的,而是一部活泼泼的历史,这部历史还在不停地续写中。而且,既然是历史,也总会与各种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
但是,有一点必须始终明确:我们中国人学习英语,目的不是寻求融入“大英美共荣圈”,而是更深入准确地了解整个世界的过去与现在,最终还是为了实现本邦的伟大复兴。